五项措施提高假释适用率

假释是我国刑罚执行的重要制度，作为一种非监禁化措施和行刑社会化、个别化的重要手段，假释的适用一方面体现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有利于激励罪犯积极改造；另一方面有利于降低行刑成本，减少监狱监管压力。但实践中，假释适用...

假释是我国刑罚执行的重要制度，作为一种非监禁化措施和行刑社会化、个别化的重要手段，假释的适用一方面体现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有利于激励罪犯积极改造；另一方面有利于降低行刑成本，减少监狱监管压力。但实践中，假释适用率普遍偏低，制约了假释功能及价值的充分发挥，亟待引起重视。

当前，假释适用率低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法律规定方面，假释条件中“没有再犯罪危险”的标准难以把握。

“没有再犯罪危险”是一种主观**判断，如何准确认定，实践中难以把握。2017年1月1日起实施的最高法《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规定》第22条规定：“办理假释案件，认定‘没有再犯罪的危险’，除符合刑法第81条规定的情形外，还应当根据犯罪的具体情节、原判刑罚情况，在刑罚执行中的一贯表现，罪犯的年龄、身体状况、**格特征，假释后生活来源以及监管条件等因素综合考虑。”该规定变相要求用罪犯服刑期间的阶段**表现预测拟假释罪犯未来的再犯罪危险，实践操作中难以科学评估、预测，因为，罪犯的真实心理状态是难以掌控的，且罪犯从监狱回到社会后，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不可预见的因素太多。

办案主体方面，办理假释案件的风险不可预期。

首先，对“假释后没有再犯罪的危险”缺乏共同的预测机制，罪犯假释后再犯罪对承办人员没有建立容错机制，一旦罪犯假释后再犯罪，往往会实行案件倒查、责任倒追，给办理假释案件的承办人员造成一定的风险，出于风险责任的顾虑，使假释的适用从提请到监督、再到裁决都存在困难。其次，罪犯假释后的监督管理由社区矫正机构负责监管，但如何监管，没有具体的操作规程。再次，限于人力物力，社区矫正机构难以满足现实监督管理的需要，存在监管机构不予接收的情况；对于已接收监管的假释罪犯，容易形成监管空档。

罪犯自身方面，存在规避假释的严苛条件和撤销假释的风险情况。

余刑较短的罪犯回归社会后再犯风险的几率相比余刑长的罪犯较低，因此，多数监狱都倾向办理刑期较短的罪犯假释。但当这部分罪犯既符合减刑条件同时又符合假释条件时，大多数罪犯宁愿申请减刑而不愿申请假释。其原因有三：首先，提请假释的条件更为严苛，其中履行财产刑和财产**义务就是一项重要考察指标，有的罪犯不充分履行财产刑就难以提请假释。其次，当前社区矫正越来越规范，若假释，则要承担复杂的考察和义务履行，还存在社区矫正机构是否接收的问题。再次，罪犯假释后，还有可能承担因不可预见因素带来的撤销假释的风险。

鉴于此，笔者建议，采取以下五项措施，适度提高假释适用率：

细化“没有再犯罪危险”的评估机制。

对罪犯“没有再犯罪危险”的评估，不能仅凭理论推断和个案经验或者仅凭劳动表现、劳动成果下结论，应完善罪犯再犯危险**的评估机制，建立详细可行的罪犯人身危险**评估机制和再犯罪预测体系。比如，建立由罪犯心理状况、改造质量的评估状况、重新犯罪评估状况三个方面组成的预测量表，以增加假释提请工作的可操作**。同时，刑罚执行机关应随时收集能反映罪犯人格重塑、危险**减少或消除的事实并予以记录，从而为罪犯的假释做好日常材料积累。

科学设立责任倒查制度。

导致再犯罪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罪犯出狱时其人身危险**是否降低或消除只是其中的一个因素，不能仅以假释罪犯再犯罪的事实，来反证案件承办人危险评估不准确，从而启动刑罚执行机关民警渎职或滥用职权的调查程序，进行有罪推定。建议假释案件责任倒查应以违法**为原则，案件承办人只要不存在实体和程序上的违法**，则不属追责范围。

落实社区矫正的监管衔接制度。

社区矫正机关有效监管，是罪犯再社会化完成的重要保障。因此，建议不断健全社区矫正机构，落实足够的人力物力，确保每名假释罪犯在社区都有人监管、有人考核。同时，落实假释罪犯的减刑制度，使假释罪犯在考察期内可以减刑，一方面可以调动假释罪犯履行法律义务的积极**，另一方面也缩短了假释罪犯的考验期，促使其更积极地回归社会。

加大检察监督力度。

检察机关应将办理罪犯假释案件由原来的办事模式向办案模式转化，加大假释同步监督力度，强化对提请、审理、裁定、执行等各个环节的监督，发现罪犯符合假释条件而执行机关未提请假释的，或罪犯不符合假释条件执行机关提请假释的情况，应及时向执行机关发出检察建议书予以监督纠正。

建立假释保证人或保证金制度。

通过假释保证人或保证金制度，在一定程度上确保罪犯考察期内遵纪守法、履行自己的义务，也可以防止罪犯脱管漏管的发生，同样减少了司法机关的办案风险，对扩大假释适用率具有一定积极作用。

（作者单位：湖北省荆州市江北地区人民检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