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政府需要评估政策的长期效率和有效性，确保经济成本足以承受。政策制定应侧重降低贸易商品成本，审查关税与监管壁垒等与人口流动有关的政策应以安全有效地允许人员和货物在最小程度干扰下流动的方式制定。这些措施大多数都可能涉及某种贸易便利化措施，来平衡大流行中的经济发展和公共卫生要求。

新冠病毒大流行对全球供应链造成了哪些破坏？重新调整供应链的风险有哪些？调整供应链多样化的同时又面临哪些挑战？

Robert Koopman：已经出现诸多供应链中断现象。一个明显的例子是，由于健康隔离措施，关键部件、零件和最终产品的生产停工。第二个主要的供应链冲击，是民用航空旅行的减少导致航空货运能力下降，限制或延缓已经生产的货物跨境，将货物从一个地方运输到另一个地方的能力下降。

一些企业越来越关注供应链风险多样化，确保不过分依赖特定零件、组件或最终产品的唯一来源，但企业的供应链始终会受到国内干扰，无论是飓风之类的自然灾难或诸如工业火灾之类的商业事故，抑或是与健康相关的大流行等问题。

因此，企业和政府需要对供应链风险与大规模、集中但廉价的供应来源的生产成本效率之间进行权衡。目前尚无法明确如何权衡取舍，但是专业化和相对优势的经济学原理仍有参考价值。

有分析认为，一些公司把供应链从中国转移到其他地方的举措会因新冠疫情加速推进。您认为，中国市场的吸引力会消失吗？中国应该如何为可能的供应链转移和危机做好准备？

Robert Koopman：随着低成本、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商在中国以外的生产多样化，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角色已经发生了转变。这是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自然反映，经济增长带动了工资的增长，纯劳动力成本竞争力出现下降。中国的长期战略一直是上移“价值链”，从投资主导型增长转向消费主导型增长，并提高服务在总体消费中的份额。因此，无论大流行危机如何，我们都看到许多因素在推动中国乃至全球供应链的转变。从现在起至20年后，中国在全球贸易和全球经济中的地位将与现在大不相同。新冠大流行和更广泛的全球贸易政策辩论只是加速了已经发生的趋势。

大流行结束后如何重振国际贸易？全球贸易的未来图景将会是怎样？

Robert Koopman：我们在大流行之前就已看到全球化的重组，大流行的后果只会加速这一进程。全球贸易的增长速度可能无法媲美上世纪80年代至2000年代初的全球一体化高峰时期，当时多边、区域和单边自由化加速，中国、印度以及先前实行计划经济的中东欧经济体向世界敞开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