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待资本市场的态度上，瑞幸不是希望利用资本市场作为实现权益融资的工具，扩大经营规模，为消费者提供喜欢的咖啡饮品，而是试图把其作为冒险家的乐园和财富管理的工具。瑞幸上市后，由于禁售期限的限制，主要股东无法立即减持套现，已经启动的烧钱模式将被迫持续下去，直到未来并购时机的出现。

怀着金融工具目标化动机的瑞幸，一旦选择启动烧钱模式，事实上就走上一条不归路。今天财务造假自曝的“果”，很大程度来源于之前金融工具目标化、选择烧钱模式的“因”。

一定意义上，瑞幸从开始从事的是并不适合普通的企业，甚至普通的投资者参与的商业冒险家的活动，而冒险的发展趋势必然是被迫铤而走险。这与一个企业正常经营需要承担商业风险，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瑞幸最终以自曝财务丑闻的方式，终结了金融工具目标化动机下启动的烧钱模式。在一定意义上，瑞幸财务造假丑闻，标志着背离成本收益回报对称原则的烧钱模式的终结。

近年来资本市场愈演愈烈的财富管理理念和实践，为金融工具目标化的企业和个人，进而烧钱模式的盛行提供了现实需求和生存土壤，但如果我们能够更多将资本市场回归到企业外部权益融资的实现、“不要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风险规避和管理手段，淡化资本市场的财富管理功能，也许类似瑞幸的商业冒险行为会少得多，资本市场的发展也健康得多。

瑞幸财务造假丑闻，也提醒监管当局应当在IPO后禁售期限、IPO后增发间隔期限和增发对象选择，以及股东股权质押的比例和范围等制度设计上，加以规范和限制，增加这些“商业冒险家”冒险的成本，引导更多机构投资者和个人从赚“短钱”、“快钱”回归到关注企业价值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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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应该敬畏成熟资本市场存在的，来自内部或者外部、“事前”发挥作用或者“事中”“事后”发挥作用的公司治理机制，“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尽管瑞幸由于金融工具目标化倾向、启用烧钱模式使公司治理发生扭曲，主要的内部治理机制并没有在“事前”发挥预期的监督作用，但迫于来自“市场监督力量”的做空机制和股东集体诉讼的潜在威慑，主要的内部治理机制被迫在“事中”和“事后”采取自查，自曝造假丑闻。

因而，瑞幸自曝财务造假丑闻的“不幸”，不仅来自我国资本市场尚未引入的做空机制、刚刚实施的股东集体诉讼的潜在威慑，而且来自我国资本市场投资者所熟悉的信息披露制度，外部审计制度和董事会自查制度等程序正义所带来的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