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队企业毕竟业余，由于宗族矛盾厂内派系斗争严重，打骂厂长同事、偷拿厂里材料成为日常。1980年，厂里的老职工李书接下烫手山芋，出任厂长，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1983年他借着中央提出将承包制拓展到社队企业，率先在厂内实行厂长与车间主任承包责任制；1984年国家体改委提出城乡经济联合，他又想办法与上海提琴厂结成紧密性联营。1993年国家号召工贸联营，他和上海文教体育用品进出口公司签订联营合同，打开国内市场，1996年眼见中国入世谈判有进展，他和美国AXL国际乐器公司合作，打开国际市场。经过二十余年发展，泰兴小提琴不仅雄霸全国市场，而且开始进入国际市场。 
· 如今的黄桥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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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人在检查琴箱油漆
2019年5月份，裕元鞋厂在东莞的规模就已经从10万降低到1.2万。同年10月2日，三星电子宣布关闭在中国最后一家智能手机工厂，至此成为唯一一个不在中国生产手机终端的手机巨头。这些企业的转移目标，是以越南为代表的东南亚和南亚国家。尽管越南出口总额尚不足中国同期的二十分之一，但其出口品大宗是手机终端、纺织品鞋帽、电子零件，而且出口目的地最主要的是美国、欧盟、中国，呈现明显的生产替代关系。人们不得不担心，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是不是就此衰落，「腾笼换鸟」的背后是失业的人群。不过，现实要复杂得多，让我们来看看「产业转移」的另一面。以越南为例，2017年越南出口总额2137亿美元，进口总额2111亿美元，几乎持平，这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越南进口的商品以计算机、电子设备及零件、机械设备和配套设备、电话及零件、布匹、钢铁等价格较高的为主。这些进口产品的最大来源国就是中国，进口额达585亿美元。 
因此，我们眼见的裕元、三星、富士康等企业的转移并非简单的此消彼长，而是中国巨大的产业网络外溢——那些对劳动力价格敏感、工人技能水平要求不高的终端企业转移到东南亚，而产品的后端生产流程和物料供应方案，仍最终在中国解决。看待中国经济的发展，已经不能用国界来区分，生产有了自己的逻辑和界限。
中国经济韧性的基础也有软肋。中国的经济体系已经成为世界经济体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依赖于世界经济的正常运转。因此当这场疫情波及欧美非拉的时候，中国自己的疫情虽好转，但是经济恢复并不乐观。稍微关注电子消费的人都知道，原定于2月下旬的MWC2020（世界移动通信大会）已经取消，各家手机厂商的新机发布纷纷转至线上。然而有一些不为大众所知的行业展会同样因为疫情延期或取消，它们对中国国内的诸多行业都有巨大的影响。 
· 3月份以来美国标普500指数连续下挫
比如法兰克福照明及建筑电气展览会、科隆五金展览会、东京安防展览会、横滨摄影器材展、新加坡国际食品饮料展览会，每一个展会都涉及一个规模达数以万亿计的行业。它们都能像香港巴塞尔艺术展那样，转为线上展览吗？没这么简单。中国企业参与这些国际性展览并不是为了获取国际亮相，更多的是在实际参展参会与国际同行交流，把握行业的前沿技术发展、设计趋势以及发展理念变化。反过来，只有参与展会把握这些趋势，才能提前布局企业今年的生产计划、物料准备。以照明行业为例。中国企业参加法兰克福照明和建筑电气展，始终被安排在低端展区，一些中国企业为了进入高端展区不得不通过在欧洲注册马甲获得资格。这种安排反映了中国企业在这个行业的实际状况：照明行业的技术、设计、趋势由欧美日韩的细分市场龙头企业引领，中国庞大的照明行业供应网则为这些龙头企业提供强力后援。 
· 李书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成长，正是在长三角、珠三角这样的县域、镇域民营经济的发展就积累起来的。中国经济的韧性来自于这些民营企业搭建起来的复杂的供应链网络，而且这个网络同时兼具效率和弹性。所谓效率，就是这个供应链中的每个企业都足够专业，足够标准化，可以快速生产价格低廉的零配件。在浙江湖州，企业可以只生产一种丝线，在东莞企业可以只生产打火机转轮，在莆田企业可以只生产鞋带……这些专业化企业在各地都以极高的效率提供着某个产业环节的产品。所谓弹性，就是每当新的创意、新的设计有现实工业生产的需求时，这个供应链网络都能提供解决方案并且成本适宜。在传统企业中，效率和弹性往往不可兼得。诺基亚作为功能机时代的霸主，既是创新、设计的公司，也是专业的生产公司。而到了智能机时代，产品设计迭代过快，专业的生产公司反倒不能适应产品迭代，以至于诺基亚被苹果、三星打败。 
· 何彬，原上海民乐团团长，《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东方红》等歌曲的共同作词人
这样一个耀眼的江苏县域经济的模范是如何成长起来的？泰兴号称「木匠之乡」，一直有在乡学艺、赴沪谋生的传统。1962年，上海提琴厂的两位泰兴溪桥熟练工人被下放回籍。为了生活，二人开始在当地以「来料加工、成品包买」的方式为上海提琴厂制作配件。几年后，这个寄身于公社砖窑厂的乐器制作组发展到20余人，并在1971年成立溪桥公社乐器厂。1973年，乐器厂厂长朱德忠通过钓鱼结识了下放回乡的著名音乐人何彬，当年何彬就拿着溪桥乐器厂的小提琴在苏州的全国提琴制作比赛上技惊四座，为乐器厂赢得了整琴生产资格。 
许多城市都在逐步撤除防疫措施，但是不是中国控制好疫情，复工之后开足马力就能让我们的生活一如往常？事情没那么简单。
中国能够选择一条强硬的抗疫路线，源于对自身经济韧性的信心。中国的经济韧性来自哪里？仅仅是因为总量巨大？江苏省泰兴市黄桥镇（2007年由溪桥、刘陈、黄桥三镇合并而来）以两样特产闻名于世：烧饼和小提琴。这个只有20万人口的苏中小镇共有220余家和小提琴制造有关的企业，小提琴产量占中国市场份额70%，世界市场份额的30%，年产值达24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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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溪桥乐器厂到泰兴凤灵乐器有限公司，李书的发展之路不只把握政策，他还改变了生产模式。1984年，李书依照工业标准化的逻辑将小提琴生产过程细化为183道工序，这个本来为了提高效率和质量的无意之举蕴育了此后整个溪桥镇的提琴产业网。到1990年代，根据不同工序需要的材料，溪桥乐器厂已经孵化出一系列专门供应配件的小厂，这些小厂相互之间协作，进而在桥溪建立起庞大的提琴产业网络：从音柱马桥，到琴头面板，再到琴弦，现在人们在溪桥可以快速而便宜地找到任何整琴部件，这让泰兴的中低端提琴生产的成本控制能力独步全球。拓展国内国际市场的需求和泰兴本地产业网络的成长几乎同步，足量的内外贸订单支撑起了泰兴提琴产业的细致分工，也让泰兴溪桥（后来的黄桥）成为江苏县域经济模式的一个典范。 
因此，一旦这些行业展会因疫情受阻，中国企业及其二级、三级供应商都会因此而等待观望，投资人也会格外谨慎，企业融资成本变相增加。中国企业生产的迟疑和停滞，会影响到更上游大宗商品交易。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大宗商品消费国，中国生产的迟滞会直接压低大宗商品价格，而依靠大宗商品获利的主要是亚非拉新兴资源国家，大宗价格下跌会让这些国家经济雪上加霜，影响到该国财政收入和国家行动能力，进而影响其抗疫政策。受疫情影响的不只是产业链的生产端，还有下游的消费端。就在中国刚刚走出疫情低谷，准备复工之时，世界上主要国家都开始采取更加严厉的防控措施，纷纷号召居民居家隔离，暂停正常的工作、学习以及社交活动。居民消费被还原为最基本的生活需要，外贸的需求严重压缩，许多工厂开始面临无单可做的局面。 
在全球化深入的今天，让工人回到岗位上的复工看起来很容易，但真正恢复美好年代的正常生活，还有很长的路。
看待中国经济的发展，已经不能用国界来区分，生产有了自己的逻辑和界限。为了应对这次「新冠」疫情，中国选择了一条强硬的道路：封锁城市和乡村，暂停社会经济运行，一时间仿佛一切被按下暂停键。一剂「猛药」下去，中国也终于迎来了「抗疫」曙光：多地新增确诊病例清零，治愈患者逐渐康复出院，各行各业复产复工已经成为新主题。 · 疫情危急时刻，中国全面实行社区封锁政策
裕元鞋厂将生产基地外迁到越南胡志明市后，建立起一个十万人级别的生产基地——宝元鞋厂，但是鞋厂的日常运行却依靠中国干部。巅峰时期这里雇佣了几千名来自大陆的中层管理者。因为越南人的管理能力跟不上，从台湾调人太贵，大陆的这些管理者都是东莞裕元鞋厂培养出来的熟练工人和成熟干部，刚好合适。更意外的后果是，这些中国干部在宝元工作几年后逐渐有了熟悉的人脉和当地关系，就出来自己创业建厂，做宝元鞋厂的供应商。目前已经有1000余家这样的企业，宝元鞋厂已经可以实现本地化采购。而这1000多家中国人的企业则与大陆有着千丝万缕的经济联系，他们的上级供应链大多在国内——从化纤原料，到金属模具，再到机械设备，中国的供应链网络能提供足够便宜的解决方案。 
· 2015年胡志明市宝元鞋厂的罢工
· 2018年的法兰克福照明与建筑电气展览会
· 越南进口商品结构
随着中国与世界联系逐渐加深，欧美产业升级带来设计与生产的分离，于是形成了设计在苹果、生产在富士康的局面。中国经济的韧性不仅在于富士康这样的终端制造企业，更在于像泰兴黄桥镇上肩负起整个供应链网络的小微民营企业。而他们又是更大范围的国际供应链上的一环，与外部世界有着无法割断、千丝万缕的联系。
复工的前提是有足够的工厂开工让工人们能够回来上班，然而现实似乎很严峻。裕元鞋厂（阿迪达斯、耐克的代工厂）、三星生产基地，一个个能容纳十万的劳动密集型企业正在离中国而去。 
然而三月份以来，中国以外的地方却逐渐陷入危机。目前全世界新冠肺炎确诊已逾70万例，美国已经超过16万，欧洲总计近40万例。受疫情影响，3月9日、12日、16日、18日，美股四次熔断，世界原油期货价格大跌，新的经济萧条似乎正在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