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澎湃新闻
中央电视台大型文博探索节目《国家宝藏》于
2017年12月3日开播。在第一期节目中，由梁家辉“
守护
”
的
“
中华第一古物
”
石鼓登场后，不少观众表示印象深刻。这件其貌不扬的器物身上，究竟蕴藏着怎么样的秘密呢？
从陕西到北京
距今
1300多年前的唐朝贞观年间（公元627-649年），我国文物史上出现了一件震惊朝野的大发现。在史称“
陈仓北阪
”
的今天陕西宝鸡市渭滨区石鼓镇石嘴头村的石鼓山上，人们发现了沉寂一千多年的十面花岗岩巨石，其质地为关中一带山中所有的青石。一般高
45-60厘米，直径约60厘米，每面不很规则，其形制大致相近。每块石头上都精心篆刻了一首四言诗。因为石形如鼓，故谓之“
石鼓
”
，上面的文字则被称为
“
石鼓文
”
。
2017年9月19日，北京故宫博物院，被称之为石鼓的文物。本文图均为视觉中国资料图
石鼓文的发现震惊了唐代朝野上下。唐初的书
画家
、诗人，如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等在看到石鼓文的
“
打本（拓本）
”
后，皆惊叹石鼓文篆刻的
“
古妙
”
。文人雅士听闻消息，也纷纷前去一睹为快，争相为其作诗写赋。诗人韦应物（
737-792年）在《石鼓歌》中这样赞叹石鼓文的书法笔势：“
惊潜动蛰走云云。喘逶迤，相纠错
”
。
“
唐宋八大家
”
之一的韩愈也作过一首《石鼓歌》，全文洋洋洒洒
500言，其中写道：“
张生手持石鼓文，劝我试作石鼓歌
……故人从军在右辅，为我度量掘臼科。濯冠沐浴告祭酒，如此至宝存岂多。毡包席裹可立致，十鼓只载数骆驼……牧童敲火牛砺角，谁复著手为摩挲。日销月铄就埋没，六年西顾空吟哦……呜呼吾意其蹉跎。”
从中可以看出，韩愈希望能把石鼓用几匹骆驼驮回京城长安，以便保护珍贵文物，也利于研究，但他的建议没有被统治阶级采纳，石鼓在杂草丛中长满青苔，任凭
“
牧童敲火牛砺角
”
。好在石鼓终于找到了安身之处，被运到凤翔的夫子庙。五代战乱中，石鼓散失于民间。几经周折，司马池（司马光的父亲）把散失的石鼓找回并置于府学时，尚有一鼓没有找到。直到公元
1052年，北宋凤翔知府向传师才在民间搜寻回失散已久的石鼓，这最后找到的一件上面竟被凿成米臼，让人啼笑皆非。宋人先将石鼓放置于凤翔府学，北宋徽宗素有金石之癖，于大观二年（公元1108年），将石鼓迁到了汴京（今开封）国学，后来搬到内府保和殿。靖康年间金人攻灭北宋时，又将其辇归今日之北京。
待到蒙古（元）兵南下，攻取金的中都（今北京）之后、将金代的枢密院改为宣圣庙，将石鼓列于庙中。忽必烈定都北京之后，有臣僚指出，京城为
“
首善之地
”
，
“
风化攸出
”
，不能没有孔庙国学。
1269年蒙廷在大都建立国学，后来又建立国子监，原来的宣圣庙改为大都路国学。元武宗四年（1311年）再修国子监，1312年3月9日将大都路国学的石鼓移放呈今天安定门内的国子监。石鼓安放在这里，历经元、明、清三代。朝廷还在四周修筑栏杆对石鼓采取了保护措施。乾隆皇帝为更好地保护原鼓，还曾令人仿刻了十鼓，放置于辟雍（大学）。
抗日战争时期，为防如此国宝被日寇掠走，由时任故宫博物院马衡院长建议将石鼓辗转千里，迁徙到四川峨眉山。解放后，才在北京的故宫博物院铭刻馆正式安下了身。
石鼓命运多舛，它见证了中国历史的沧桑变迁，堪称千年中国历史的缩影。
谜之身世
石鼓上最令人感兴趣的自然是
“
石鼓文
”
了。每件石鼓上都以籀文刻四言诗一首（
70字左右），共十首，名称取所刻诗篇的前两字，即《吾车》、《汧殹》、《田车》、《銮车》、《霝雨》、《作原》、《而师》、《马荐》、《吾水》、《吴人》。由于古代书法作品不具刻写年代和书者姓名，石鼓文诗句中既无相关帝王称号又无文武官员名氏，也无任何年号；又因为刻石历时久远，文字漫漶严重，所以石鼓文的刻制年代令后人费劲脑筋。“
石鼓文
”
自重见天日之际，就有历朝政客、文字大家对其写作年代加以研究。其所凭借者，不外乎十篇诗歌内容，文字的字形和字体风格、大量史书文献，以及后世出土的金石器物。
起先，唐代的韦应物在《石鼓歌》里说：
“
周宣大猎兮岐之阳，刻石表功兮炜煌煌
”
。韩愈同样写道：
“
周纲陵迟四海沸，宣王愤起挥天戈
……镌功勒成告万世，凿石作鼓隳嵯峨”
。他们都把周宣王视为石鼓文的作者，所谓石鼓文
“
盖叙（周）宣王畋猎之所作
”
。唐代至北宋，皆认定
“
石鼓文
”
是西周宣王中兴时的作品。
直到南宋时期，通儒郑樵（
1104-1162年）才否定了这种传统看法，他在《石鼓音序》中肯定地说“
观此十篇，皆是秦篆
”
，
“
石鼓固秦文也
”
。前故宫博物院长马衡在《石鼓文秦刻石考》一文中，详细论证了石鼓文就是东周秦国的刻石，他对石鼓制作年代的定位，也得到学术界的一致首肯。虽然
“
石鼓乃秦物
”
如今已成不刊之论。但石鼓究竟归属秦国的具体哪一公或哪一王历代仍然争论不休，竟有襄公、文公、宣公、穆公、景公、献公、惠文王等不同的说法，前后跨度横亘几乎整个春秋战国时期。南宋学者郑樵认为石鼓为秦惠文王以后所作。后来近代的著名学者罗振玉认为是秦文公时物。
1933年，郭沫若发表了《石鼓文研究》一文提出了新的观点，认为石鼓系襄公在其即位后第八年周平王元年（公元前770年），送平王东迁凯旋而归作西畤时所作。当代学者裘锡圭则提出“
石鼓文的诗是秦襄公时所作，而刻石则是襄公后人所为
”
。争议至今，尚无定论。
不过，无论如何，
“
石鼓文
”
仍是最负盛名的中国古代石刻，堪称国宝。我国在石材上刻文字萌芽于商，由于当时镌刻工具的限制，未能得到较大发展。春秋战国随着古代冶金术的进步，铁器和碳钢相继出现。镌刻工具的强度与硬度均有很大提高，刻字较多的石刻才开始出现。除了安阳殷墟出土的，商代《小臣系石簋》残耳上刻有铭文，存有两行十二个石刻文字及战国中山王陵《公乘得守丘刻石》，铭文分为两行竖立阴刻，共十九个字之外，
“
石鼓文
”
是中国现存最早、文字最多的石刻文字，因此曾被清代改良派领袖、近代著名书法家康有为誉为
“
中国第一古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