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的学问在北大同学中是公认的，甚至成了学生中的学术权威。对于许多同学来说，一些先生说的未必算数，傅斯年是否认可却非常重要。一旦对先生们的学问表示怀疑，也往往是由傅斯年考察鉴定，做出最后裁决。罗家伦曾经回忆说：“就在当时的北大，有一位朱蓬仙教授(注意，不是朱逷先先生)，也是太炎弟子，可是所教的文心雕龙却非所长，在教室里不免出了好些错误，可是要举发这些错误，学生的笔记终究难以为凭。恰好有一位姓张的同学借到那部朱教授的讲义全稿，交给孟真。孟真一夜看完，摘出三十几条错误，由全班签名上书校长蔡先生，请求补救蔡先生自己对于这问题是内行，看了自然明白，可是他不信这是由学生们自己发觉的，并且似乎要预防教授们互相攻诘之风，于是突然召见签名的全班学生。那时候同学们也慌了，害怕蔡先生要考，又怕孟真一人担负这个责任，未免太重，于是大家在见蔡先生之前，每人分任几条，预备好了，方才进去。果然蔡先生当面口试起来了，分担的人回答得头头是道。考完之后，蔡先生也一声不响。学生们也一声不响，一鞠躬鱼贯退出。到了适当的时候，这门功课重新调整了。”

再比如，1917年胡适留学归来到北大任教，讲授中国哲学史，因为与前辈先生的讲法大不相同而引起非议。按照顾颉刚在《古史辩》序言中的说法，原来讲哲学史的先生们，讲了两年才讲到商朝，而胡适一来就“截断众流”，把商朝以前的割去，直接从周宣王讲起。面对胡适的这种讲法，有人无法接受，觉得这是思想造反，这样的人不配做教授，打算把他赶走。当时顾颉刚与傅斯年同一宿舍。但他是哲学系的学生，正在听这门课，而傅斯年是中文系的学生，没有听这门课。面对同学们的议论，顾颉刚拿不定主意，就请傅斯年去听课。旁听了几节之后，傅斯年对同学们说：“这个人书虽然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这一条路是对的。你们不能闹。”傅斯年说不能闹，同学们就果然不再闹。傅斯年去世之后，胡适曾动情地说：“我这个二十几岁的留学生，在北京大学教书，面对着一般思想成熟的学生，没有引起风波；过了十几年以后才晓得是孟真暗地里做了我的保护人。”

还有一件事值得提及：据周作人1918年10月21日记载，钱玄同曾经告诉他，《新青年》在1919年将不再是6人轮值编辑，而是改为12人。这12人依次是：陈独秀、胡适、陶孟和、李大钊、高一涵、钱玄同、沈尹默、沈兼士、刘半农、周作人、陈百年、傅斯年。虽然这个计划后来没有付诸实践，但肯定是新青年集团讨论的，至少是此前第四、五两卷轮的轮值编辑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陶孟和等讨论过。由此可见，在陈独秀、胡适、钱玄同等这些先生眼里，学生傅斯年已经可以排进他们这些教授的行列，像他们一样承担编辑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