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世纪以来，美国一直反对中央集权的公共卫生政策。自上周起，随着各县采取不同的新冠预防措施，美国人发现他们可能有的忙了。

在加州萨克拉门托市（Sacramento）的埃塞尔菲利普斯小学， 护理专业学生Soledad Lupian(左)和Edwin Gituma(右)正在教一年级学生如何正确洗手

波塔基特（Pawtucket）这座小城位于罗德岛州，大卫・诺顿(David Norton)是当地社区中心的负责人，虽然他并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两周前，社区中心成员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是否因疫情取消即将到来的活动。

这些成员包括：一名护士、一名公务员、一名治疗师和一名保险高管，他们围坐在一起，试图解读本州和联邦当局给出的指导。

一方面，罗德岛州州长吉娜・雷蒙多(Gina Raimondo)曾敦促社区领导人取消250多场集会。另一方面，波塔基特市（Pawtucket）的公立学校还在上课。然而，该州某所私立学校已经关闭两周了，这所学校离疫情首次爆发地很近。

虽然波士顿市取消了圣帕特里克节游行，但新港市（Newport）照常举办。虽然迪斯尼乐园关门了，但电影院和商场仍在营业。然而最后，人们还是放弃挣扎，取消了四月底前的大部分活动。

“这完全是临时安排的，”大卫说。“这一举动即不是出于科学，也不是出于推理。而且这也并非是联邦政府下达的指令。”

没有联邦政府的明确指导，“感觉我们只能靠自己来决定什么是最好的，”他说。“我们有很多犯错的空间。但在新加坡或日本，政府如果说取消，那就一定会取消。”

美国以个人权利和有限联邦权力为基础，将公共卫生的关键决策权交给州和地方政府。从两周前开始，这场美国近代史上最大规模的隔离一直以一种摇摆不定、零零碎碎的方式进行，令人眼花缭乱的地方决策大杂烩暴露无遗。

各县自行决定是否限制公众集会或关闭学校。然而不同地区的病毒检测方式差异很大，一些州引入了路边测试和私人测试公司。虽然美国有一个处理传染病的中央公共机构――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但这类联邦机构只有在州政府或市政府邀请下才能介入。

资深全球卫生专家、斯坦福大学医学院副院长米歇尔・巴里(Michele Barry)说：“我们有一个完全分散的公共卫生系统，因此动员大规模的遏制战略难度很大。但新加坡和中国可以做到。我们甚至都没有以州为单位行动，而是直接从县开始。”

米歇尔说，她担心这会使得国家无法迅速采取行动来控制社交距离。

资深全球卫生专家、斯坦福大学医学院副院长米歇尔・巴里(Michele Barry)

“我只是担心我们会走意大利的路线，而不是新加坡或中国香港的路线，因为我们是分散的，”米歇尔说。

在上周来自全国各地的采访中，美国民众质疑，为什么政府在不同地区的治疫措施会相差那么大。

“每个州都有自己不同的规定，”64岁的琳达・邓恩(Linda Dunn)说。那天早上，她从新闻上得知，明尼苏达州已经开始在路边进行病毒检测。而佛罗里达州人却无法得到这一服务，这样做毫无意义。

琳达说：“我们手上有一团野火，为了将它控制住，我们可以先检测，将它找出来然后消灭它。” 她补充道，如果各州不能跟上彼此的步伐，那这项工作应由联邦政府来完成。

“这也是我们建立联邦政府的一大原因，”她说。“如今情况紧急。”

对许多家长来说，学校停课传达了一种困惑和混乱的信息。

44岁的特蕾西・斯特纳(Tracy Stettner)家住加州希尔斯堡(Hillsborough), 她告诉我们, 她很难给她的两个孩子解释，为什么弟弟所在的私立学校为了防止疫情蔓延而选择暂停课程，而哥哥却可以每天正常上下学, 哥哥所在的学校有1200名学生,学生有将近6小时呆在学校。

“要么统一实施，要么什么都别做，否则我们如何阻止疫情蔓延呢?” 斯特纳女士说。“我的孩子们最困惑的事情是，为什么NBA取消了，迪士尼乐园关门了，而他的学校还在上课? 这种做法毫无意义。”

斯特纳也渴望有更高级别的政府介入， 如加州州长加文・纽森(Gavin Newsom)。

她说：“我们的公立学校正等着州长说点什么，需要他说，‘任何学生缺课都是可以原谅的’。更重要的是，需要他表示，‘禁止大规模集会’”，因为这将导致学校停课。

48岁的谭庚家住贝尔维尤市(Bellevue)，她想知道，为什么她孩子所在学校还在上课，而隔壁县的学校都已停课了。

谭庚在中国长大，是一名建筑师，她总结道，这种犹豫“确实与美国的社会结构有关”。

她说:“我认为，在特殊情况下，我们确实需要更高级别的政府来做出重大决定。说白了，学校自己很难下定决心停课。”

纽约州新罗谢尔市的一个检测中心，那里部署了国民警卫队。

本地化传统：如何抉择？

美国在公共卫生方面的本地化做法并非偶然: 因为它自建立起就是这种模式。

密歇根大学医学史教授霍华德・马克尔(Howard Markel)说，1892年霍乱大流行时，已感染的乘客乘坐蒸汽船从欧洲来到美国，疫情随之蔓延，美国医疗体系的基础设施也因此发生了改变。

鉴于当时四分之三的进口商品都是通过纽约港进入美国，因此在纽约实行本地化监管是合理的。此后，纽约州和纽约市当局掌控了大部分权力; 纽约市卫生局有自己的警力，甚至还有一个用来隔离传染病患者的岛屿。

而如今，分散决策的方式导致了反应时间滞后。

2009年H1N1病毒爆发时，密歇根有550所学校因此停课，马克尔博士对当年这一情况进行了研究，他说，他发现一些领导人“有很多困惑”，也存在一些“政治作秀”，那个时候，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因感受到了社区的压力，才开始采取行动。

马克尔博士著有《检疫！东欧犹太移民和1892年的纽约流行病》一书， 他说，83%的学校“关门太晚，因而什么都做不了”。

马克尔博士说:“ 这说明， 我们确实需要一套全国性的指导方针和触发点。“ 遏制战略有助于减缓病例数量的增长，以便专家有时间开发疫苗或找到新的治疗方法。

他补充道：“ 遏制战略只是在为你争取时间，因为病毒具有传染性， 所以你必须早点开始。早总比晚好，你要做的不仅仅是关闭一所学校，而是做好一个阶段的抗疫准备。”

但本地化政策也有好处，它鼓励创新并具有灵活性。

谭庚想知道为什么隔壁县的学校已停课，而她的孩子却仍在上课

美国式“社区意识”

英国社会学家罗伯特・丁沃尔(Robert Dingwall)对流行病应对措施进行了研究， 他说：“过于集中可能也会出现问题，中国的很多问题都反映出一个现象， 那就是命令与控制模式的过度使用，在这种模式下，所有事情都必须经过中央的批准。”

相比之下，美国传统上依靠的是社区反应的力量。他说，来自同辈的压力可以办成很多事儿。

罗伯特说:“这与美国的传统格格不入，美国的传统是不对邻居说三道四，不参与太多。”但他补充道，美国人拥有很强的“地方公民意识”，这体现在强大的社区组织、有权利的市长和活跃的地方媒体上，这些都可以大有作为。

他说:“这为相互监督创造了机会，而新加坡政府可能通过另一种途径来实现这一目的。”

在过去的一周，一些官员不遗余力地捍卫美国的传统。

加州州长纽瑟姆说，他不希望利用自己的职权来强制执行限制大型集会的规定，而是把决定权留给加州的58个县。

“作为州长，我有能力执行，但我不认为我们需要这么做，”纽瑟姆说。

上周日，纽瑟姆宣布了更多的指导方针，其中包括：65岁以上的人都应该居家隔离，酒吧、夜店和酒厂应该关闭。他再次表示，他可以强制执行这些规定，但自己没有必要这么做。

上周，他表示，地方自治是工作制度的一部分。

他说:“我们虽然由很多部分构成，但却是一个整体。我们从当地人那里得到消息，然后从州和联邦政府那儿得到支援，我们之间的合作十分密切。”

同样，他说他将自行决定是否关闭学校。他呼吁加州人民运用自己的判断力。并称，在地下室举行会议与在公园举行活动有很大的不同。

“常识是一种可再生资源，对我们所有人都适用，”纽瑟姆说。

（文/李苗，图/网络，DAILY MEDIA 出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