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坊二大妈一嗓子，把我没给急疯过去――过两天副食品要涨价啦！”老急一着急，醋，打了一洗澡盆；酱油，打了两水缸；味精，买了两抽屉……”

这是1989年的春节晚会上，姜昆、唐杰忠合说的相声《着急》里的台词，生动而又夸张地讲述了主人公老急在1988年国内发生的全民抢购风中的经历……

抢购大量日用品

“现在看起来荒唐，但那时候，人人都是老急啊！”已经60多岁的新疆乌鲁木齐公交公司退休调度员张凤仙说，“当时，家家户户都在忙着取钱、买大量东西，谁也不知道第二天物价会涨成啥样。”

1988年3月，“价格闯关”首先在上海开始，很快蔓延至全国范围，进而演变成疯狂的抢购风。“从冰箱、彩电、洗衣机这三大件开始，盐、肥皂、毛线、卫生纸，大家基本上是见啥买啥，就怕今天不买明天涨价。”张凤仙说。

那一年，正在南开大学上学的王新鹿，放暑假回家，惊讶地看到乌鲁木齐也出现了和北京、天津一样的抢购场面，“商场里都是人，货架上的东西都卖空了。”王新鹿说，“当时，我哥刚满20岁，父母就为他抢购了一台雪莲牌电视机，说是给他以后结婚预备的。”

盐囤积上十几袋，毛线一买就是十几公斤，火柴整箱往家搬，缎子被面先买上几套放着，连卫生纸也会备上几大包……对经历过1988年抢购风潮的人来说，相声中的笑料是自己的亲身经历。

“我妈天天往家搬东西，”今年已40岁出头的郡霞回忆说，“那时候，我们还小，觉得很奇怪。”

“这些都是过日子必须的东西，吃的、穿的、盖的，以后反正要用，一时放着也坏不了，就多买一些。”张凤仙说。

在这次抢购凤中，张凤仙下了“狠手”，她拿出自己所有的积蓄，花3180元买了一台中意牌电冰箱。“当时，我一个月的工资才100多元，”张凤仙说，“现在3000多块也能买个不错的电冰箱吧。但那时候买这冰箱，还得托熟人帮忙，不然有钱也买不上。”

储存货用了多年

在郡霞记忆中，1988年抢购风之后的两三年内，母亲卢玉琴还常常这样叮嘱她：“千万别买肥皂，用肥皂，就到妈家里来拿，妈的床底下堆的都是肥皂。”

“我1989年结婚，儿子是1990年出生的，那时给儿子洗尿布，肥皂全是从我妈家拿的，记得我儿子一岁多以后不用尿布了，都4年了，我妈家的肥皂还没用完。”郡霞说。

1988年，她最小的弟弟只有14岁，母亲卢玉琴在当时的抢购风中，果断地给家里4个孩子每人买回了两条纯毛毛毯、两床缎子被面，还有几块上海手表。

“毛毯一条是绿色、一条是枣红色、一条是白色大花相间的；被面是大红、翠绿各一幅，上面绣着龙凤呈祥。”郡霞笑着说，“十几年后，我小弟弟结婚时，我妈拿出这套毛毯、被面，感觉和文物差不多。”

“抢购了十几公斤葡萄牌毛线，打毛衣得打多少件才能用完啊；卫生纸就放开了用吧，家里的柜子上全都是，几年也用不完……”张凤仙说，到1988年年底，抢购风逐渐过后，家里积压的大量生活用品成了不少人的烦恼。

当时的报纸报道曾指出：“这反映出中国的老百姓对于涨价的惊恐程度，害怕物价上涨威胁到自己的基本生活。”

据国家统计局《1988年全国年度统计公报》显示，1988年我国社会商品零售总额7440亿元，比上年增长27.8%，其中电视机、录音机、电冰箱等耐用消费品增长高达20%至50%。

体制改革引发“价格闯关”

1984年，37岁的张凤仙和丈夫、女儿一起回老家山东探亲。这一年夫妻二人所在的单位全都上调了工资。一些手头逐渐宽裕起来的人们开始选择购买家电或者回乡探亲、旅游。

1985年物价改革开始起步。“1985年，我给自己买了一辆永久牌自行车。”张凤仙的丈夫徐永泉说，“当时，工资拿得比以前高了，所以物价开始涨一些，生活上影响也不是太大。就是买东西不方便，买大件电器还是得托人找找关系。”

而1984年涨工资在不少人记忆中留下了深刻印象。扩大银行的贷款自主权和企业发工资、奖金的自主权――这两项改革措施都在1984年实行。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张军认为，当时，改革开放已推行6年的中国，经济开始加快增长， 投资和消费需求也随之增长。

1984年9月，《经济学周报》、《中国青年》等十几家媒体单位发起的中国第一届青年经济理论工作者座谈会在浙江莫干山召开，这就是莫干山会议。会议提出了一个价格改革方案――采取调放结合，即“双轨制”。

“双轨制”，指国家指令性计划产品由国家统一定价、调拨，企业自销的产品由市场定价。

1985年，国务院下文，开始在生产资料部门实行调放结合的“双轨制”；同年，物价改革开始起步，调整和放开了农副产品的价格。

但在“双轨制”实行之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国内便出现了“官倒”，正如当时的一句流行语：“十亿人民九亿倒，还有一亿在思考。”指的就是社会上出现了计划内计划外“串轨”，批一个条子就可以在市场上赚很多钱的不正常现象。

1986年底，国务院认识到“双轨”价格产生的经济混乱，1987年的北戴河会议决定实行“价格闯关”，全面取消价格管制。

“价格闯关”被紧急叫停

1988年，抢购风的爆发，同时引发了各地银行的储户们争相提取现金。统计数据显示，到1988年8月份，国内银行存款同比减少了26亿元。

此外，抢购风进一步带来了囤积居奇和倒买倒卖，使得国内经济形势更加恶化。

这一年，官方公布的物价涨幅为20.7%，比1987年的8.8%翻了一倍多，其中与居民生活联系最为密切的肉禽蛋和蔬菜价格都增长了30%以上。电视机、录音机、电冰箱等耐用消费品价格增长高达50%。

在此情况下，政府紧急叫停“物价闯关”，对经济实行全面“治理整顿”。从1988年第四季开始大幅提高银行存款利率，银行一年期年存款利息率曾一度高达10.08%。

这些政策迅速控制了物价，城镇职工生活费用价格增幅从1989年的16.3%下降到了1990年的3.1%。与此同时，GDP增幅也从11.3%降到了4%左右。

国家统计局《1988年全国年度统计公报》指出，1988年市场物价管理中的主要问题是： 秩序较混乱，违法经营活动增多，乱涨价现象突出。由于通货膨胀、物价上涨过猛，影响市场稳定，一年内相继出现几次较大的抢购风，致使商品紧缺面扩大。

1988年9月，十三届三中全会召开，治理整顿工作随即全面展开。围绕“治理整顿”这一工作中心，中共中央、国务院的一个个决策接连出台：10月初，国务院发出关于清理固定资产投资在建项目、压缩投资规模、调整投资结构的通知；10月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清理整顿公司的决定；10月6日，国务院作出关于从严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的决定；10月12日，国务院发出全面彻底清查楼堂馆所建设的通知； 10月下旬，国务院作出关于加强物价管理、严格控制物价上涨的决定。

据统计，从十三届三中全会到1989年底，中共中央、国务院接连发出四十个条例、决定、通知，治理整顿经济秩序，人称“四十道金牌”。

到1990年，治理整顿收到了十分显著的效果。

1992年3月，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宣布治理整顿的主要任务已经基本完成，标志着经济困难时期已经渡过，进行价格体系全面改革的条件已经初步具备。之后经过多年努力，“价格闯关”最终成功。（原标题为：《“价格闯关”：1988年全民抢购风潮的民间记忆》，作者：亚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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