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向何处去？“新型冷战”要到来了吗？

综述：齐心 责任编辑：轩辕镜

最近，一位北大教授突然爆红网络。不是因为他的学术成就，而是他的一番言论。在此次疫情期间，不少发达国家都出现了直接给居民发钱的政策，其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刺激消费，另一方面也能缓解普通民众的生活压力。

而这位北大教授也认为，当下第一要务就是刺激消费，恢复经济。而很多老百姓待在家中，有一段时间没办法工作，直接发钱是刺激消费最简单的办法。

他，就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

姚洋还表示，宏观经济学教给我们，就业和经济增长是一回事。目前，短期内是不可能快速增加资本，也不可能有技术进步的，如果有经济增长那肯定就是就业增加了，反过来说，没有经济增长也不可能有就业增加。目前，最重要的是需求。美国的政策弄错了方向，拼命给经济注入流动性，流动性对企业是没有多少用处的，因为它们都没开工，不需要流动性，企业需要的是订单，所以现在第一位的任务是刺激消费。

中国有14亿人，人口远超于西方国家，给所有人都发钱是不现实的。因此，姚洋还说：“如果平均每个人发1000块钱，中国有14亿人，要发1.4万亿元。1.4万亿元不用发给所有人，发给收入最低的40%，那每个人就可以发2000多块钱，就可以刺激消费”。

而数月以来，全球都笼罩在新冠疫情之下，病毒对公共健康和经济发展带来双重威胁。在国际交往和产业分工高度发达的今天，“抗疫”和经济复苏都变得更加复杂。中国经济在一季度GDP增长为负6.8%、全球疫情仍面临巨大不确定性的情况下，将何去何去？疫情之后的中国与世界关系将是怎样？

5月4日晚20：00，北大博雅特聘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北大国发院院长姚洋将直播解读《疫情之后的中国与世界关系》，《中外管理》作为合作伙伴，将全程直播，敬请收看！

姚洋精彩观点荟萃

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向何处去？

一季度我们的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下降了19%，是各项指标里下降最多的。所以使得我们经济没有出现V形反转，可能最好的结果是U形反转；最可怕就是一个L形的走势，我希望不要出现这种情况。

现在看来短期内完全消灭疫情是不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政府要做出一个判断：接下来疫情防控要进入一个常规化管理的阶段。我建议现在可以把疫情管理划归给卫生防疫部门，其他部门应该回归正轨，而不是依然像前一段时间那样是战争状态，政府各个部门都在防疫，政府首脑主要精力也是防疫。

至于国外，会不会也像中国这样，疫情结束之后，老百姓不愿意去消费，这很难说；有可能他们的老百姓比中国老百姓更加愿意冒险一些，一旦疫情一解除，大家欢天喜地又恢复正常，这种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但是应当特别注意的是美国经济。其实在疫情爆发之前，美国经济已经有了金融危机的迹象。近年来美国已经走入了一条靠印钱维持经济增长的死胡同里头，其中最关键的是技术进步速度已经慢下来了，但是美国又想要更快的增长速度，技术进步率只有2%，它非得要达到3%的增长率，那怎么办？只好发货币，发那么多货币，又没有通货膨胀，那钱到哪去了呢？全到金融部门去了，所以金融部门累积了那么多的风险。有些人老拿中国的 M2跟美国的M2相比，这种比较是错误的。我们应该拿全口径的货币（比如说M3、M4）来比，美国的M3、M4比中国大多了，美国整个金融资产加起来是好几百万亿美元，它的GDP才20万亿美元，所以美国经济的风险也比中国大多了。这次疫情一来，美联储就开始放水，开始执行无限制的量化宽松，虽然救了股市，但是对经济毫无作用，只会继续加大美国金融危机的概率。

所以我觉得在疫情结束之后，美国经济有可能短期内能恢复过来，但是长期而言，它发生金融危机的概率反倒是上升了，而不是下降。当然什么时候累积到要爆发的程度，不知道。之后美国可能会形成这样一种恶性循坏：只要股市跌到一定程度（比如2万点），美联储就会干预，把它托住，这样也能延续一段时间；但从长期来说，这显然是饮鸩止渴，是以牺牲未来的代价照顾眼前的利益。所以谈到中国和美国之间长期的经济竞争，我对中国经济非常有信心，因为我们积攒的能量已经在那里了，而且我们政府又积极地强调创新，强调制造业，因此我们不会发生困扰其他国家的产业空心化问题，这是我们的竞争优势之所在。

“新型冷战”要到来了吗？

我觉得这种可能性是挺高的，甚至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现在其实已经形成了“新型冷战”的局面。之所以形成这种局面，我认为有两个原因。

首先是西方政客“甩锅”的需要。这次疫情确实先在武汉暴发，一开始我们的应对有一些耽误。但是现在回过头来看，初期的应对迟缓几乎是所有国家都经历的。至少在1月23号之后，西方国家是知道这个病毒能够人传人的，但是有大概一个半月的时间，他们都没有采取任何措施，甚至当意大利疫情那么严重的时候，其他国家还是不采取措施，直到3月中旬大暴发。

而我们国家一旦采取行动之后，就迅速控制了疫情，第一个走出了疫情。在西方社会，有理性的人都同意中国对疫情的控制是非常得力的。但是现在西方的一些政客看到自己国家的疫情这么严重，就开始来谴责中国，说中国没有事先告诉我们。这么说是很不合理的。至少1月23号之后，你们应该在国内采取措施。美国都停飞中国了，为什么在国内不采取任何的防范措施？

其实西方一些国家政府官员的想法，应该跟当初武汉的官员差不多。从官员的角度考虑，他们肯定是希望采用一些不那么极端的方式控制住疫情。封城的代价和社会影响太大了，让谁去下这样的一个决心都不容易。

其次，进一步看，现在西方想把这个问题变成一个制度问题，他们说中国能做到这么严厉的防控措施，是因为你是一个非民主的社会，所以有这么大的权力和能力去做这件事情。疫情过后，西方对中国的政治体制恐怕会有一个重新的定位，西方世界很可能会联合起来对中国的制度发起一个根本性的挑战。对中国来说这是最大的挑战。他不会去讨论中国在抗疫方面发挥了多少作用，给国外提供了多少援助，他们只会抓住你的体制问题，然后联合起来，以此作为攻击中国和向中国追责的抓手。西方几个大国的政客都提到了这一点，这大概是之后我们需要去应对的一个重大挑战。

这种时候，我觉得中国的学者——特别是一些中坚学者——应该挺身而出，在理论上去说明中国的政治体制的哲学基础在哪里？它的优势在哪里？它的弱点在哪里？总之，我们应该积极地说明中国体制的运转逻辑，应该突破威权政府VS民主政府的对立二分法，从政府能力层面就事论事地分析中国的政治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