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北大教英诗就是这样。据罗家伦回忆，辜讲英国诗总是说，这是“外国大雅”，这是“外国小雅”，这是“外国国风”，这是“洋离骚”。

传播新的知识思想需要就近取譬，实现语言的本地化让人产生天然的熟悉感。辜鸿铭做到了。

今时今日，假如让辜老先生来解释“共享经济”，他会怎么说？

以他老不正经的性格，肯定会说：共享经济古已有之，青楼妓院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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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什么要写辜鸿铭？

林语堂说过，辜鸿铭是一个怪物，但不令人生厌，因为他是具备一流才智的人，更重要的是他有见识和深度，不是这时代中的人能有的。

辜鸿铭学识足够渊博，做人足够幽默，阅历足够丰富，这些都是他的资本。但这些东西，终其一生，他都没有拿来变现，比如变成一个滑头的投机派，保皇兴就顶保皇党，共和旺就走向共和。他没有这么做，而是固执地做那个最保守的人，简直笨得可以。

但这一“守”，守住了真性情。

保守，就是不随大流。这在任何时候都是一个艰难的选择。坚持终生不随大流，则是难上加难。想想看，你一个人在路上走，往前走，往后走，都没有压力，但是，当你看到黑压压的人群往你相反方向跑，这时候你心里不发毛？不想掉头拔腿跟着他们跑？

近代以来，中国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即便鸦片战争打了败仗，举国上下仍然坚定地认为洋人不过是炮舰做得好，要论文化和制度还是咱中国牛。大背景如此，做一个守旧的人是很容易的，趋新就很难了。

到了清末民初，辜鸿铭主要活动的那个年代，整个社会风气倒了过来，连最顽固的慈禧都开始搞新政了。

这时候，趋新是很时髦的，守旧就很难了。辜鸿铭的难得之处就在这里，整个社会都往一个方向跑了，他自己给自己壮胆，偏偏选择了反方向。

如果我们不开启上帝之眼来评价历史人物，仅就当时的社会情境来量一个活生生的个体，那么，辜鸿铭无疑就是另一个维度的徐继畲。他们的选择都把他们推向了最难的处境，但他们都不在乎。

内心这么强大的人，多少要有点偏执症才顶得顺吧。

做一个幽默、有趣、嬉笑怒骂无所忌讳的人，或许也是辜鸿铭为自己壮胆的一种方式。

写到这里，我仿佛看到一个清瘦的老人拄着杖子走过，戴着标志性的瓜皮帽，留着小辫子，但他的背影那么长，那么孤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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