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期间，工作人员不能上门，小区里设置了临时垃圾处理点。线上的工作都转至线下，刘女士称，有时六七个居民提着垃圾排队登记积攒App上的环保金，但是排队有疫情传播风险，大多数人选择直接将垃圾扔在黑色垃圾桶或收集点。

在长期从事垃圾分类处理工作的陈立雯看来，即使没有疫情的影响，目前政府购买分类处理服务的形式也不可持续，因为这种方式大多是在垃圾分类前端投放人力。她认为，最重要的是居民从源头养成垃圾分类习惯。

自然之友垃圾减量项目主任孙敬华在调研中发现，北京近十年来的垃圾分类试点小区，普遍的垃圾分类工作还是由二次分拣员来完成，大部分厨余垃圾并不是由居民分出来的。

“让少数人为多数人服务的模式不可持续，也没有达到垃圾分类真正意义。”

在包括陈立雯、孙敬华在内的多位行业人士都认为，上海在垃圾分类上的“全面铺开”也同样适用于北京。孙敬华社区走访发现，区别于上海的统一行动模式，北京的一些街道、社区想要研发适合本地特色的新模式，的确出现了一些创新案例。但在当前形势下，后端垃圾分类、收运流程的全覆盖、监督宣导的执行人力等或许是最大的挑战。

“把疫情防控优势转化为垃圾分类优势”

2019年7月1日，上海正式施行垃圾分类。此前数月，民间就出现了紧张信号。电商平台苏宁的数据显示，6月18日厨余垃圾处理器1小时内销量同比激增1433%；京东平台上，半小时内同类产品的销售额达到前一年的3.5倍，上海用户买走了全国12%的厨余垃圾处理器。

北京市城管委也于2019年12月制定印发了“一大四小”配套政策——《北京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行动方案》和4个实施办法，包括11大类、60多项具体任务，列出了5月之前的时间表、路线图和任务书。

但在疫情之下，北京的垃圾分类可谓生不逢时，至今波澜不惊。

一位不愿具名、长期从事垃圾减量工作的业内人士对《中国慈善家》表示，几天前他曾就“五一”以后垃圾分类执行情况询问自己所在小区的居委会，得到的回复是目前上级未给具体通知。居委会同时表示，即使开始垃圾分类了，他们也只是个帮忙的角色，不是主导者。

“现在的局面是不是完全由疫情造成的得打个问号了，或许北京还没有准备好。”

这位人士表示，社区人手有限，在准备不充分的情况下，短时间里社区里的人手很难兼顾防疫与垃圾分类。如果先从部分社区先开始，则对推进全市居民的垃圾分类意识效果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