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海外产能。

随着疫情在其他国家快速爆发，经济活动大大放缓甚至停摆。由于中国深度参与国际分工，中国的企业反而要担心上游产品的供应中断，影响中国制造业的正常运转。同时，因为其他国家经济急剧减速，来自使用中国生产的零部件的海外厂家的订单也出现下降。

第三，国内外的消费需求。

由于疫情大概率会推动全球经济总产出在2020年下降，世界经济很可能陷入深度衰退，而中国制造业是高度外向型的行业，其增加值约有30%出口，因此全球衰退意味着外需的快速收缩。加上中国经济本身在一季度已经受疫情的冲击，中国制造业将面临内外需求迅速下降的局面。

在疫情过后各国会检讨各种应急和其他重要物资的供应安全问题，但是全球价值链和供应链不会出现显著的断裂，国际分工不会出现严重的倒退，中国仍然会是世界制造业的中心。

根本的原因是分工始终是经济效率的重要来源，全球价值链和供应链的发展是分工国际化的体现。相比茹毛饮血的时代，现代社会的个人荒野求生的能力极其孱弱，其生存很大程度依赖于其他人的合作。现代社会在通过不断分工追求繁荣的过程中，也要应对大范围经济和社会交往带来的问题，流行病爆发只是其中的一个。疫情过后，各国应该思考的是在相互依赖的国际经济环境下如何实现集体的经济和卫生安全，而不是退守低效的经济孤岛。

中国制造在应对未来的潜在突发事件时，具有系统性的优势。

中国成为世界制造业的中心不是偶然，除了具有较高素质的劳动力、完整的行业布局、发达的供应链、便利的基础设施、区域聚集效应这几个特点之外，中国应对突发冲击的高效率也是中国制造的一个隐性优势。在中央果断决定以举国之力协同阻击疫情扩散之后，中国的政府、社会、企业和居民高效配合，在新冠病毒的防控方面取得了重大的进展，目前国内疫情已经进入尾声，各地正积极推进复工复产。在2008年抗击汶川地震灾害时，中国也展现类似的高效动员和执行能力，充分说明了中国在系统性应对突发事件方面的能力。

而从行业和环境角度看，多数海外企业无法承担供应链大规模重新布局的成本。

一方面，中小企业甚至大企业在一些零部件的市场上都是小买家，单一企业一定程度上可以优化自己的供应链，但难以要求整个供应链进行大规模的跨国调整。另一方面，全球价值链和供应链的发展需要长期投资和贸易融资的支持，而目前海外的金融市场在衰退的预期性陷入震荡，美国有发生流动性危机的危险，因此金融市场在一段时间内无法为供应链的大规模重新布局提供融资支持。

为应对眼前的需求冲击，需要中国积极发掘内需、努力稳定就业，并且合理地规划、整合、以及优化相关行业产能。

第一，增加产业上游环节的研发和投资，加强进口替代，既提高了供应链的韧性，也符合产业升级换代的长远方向。第二，在国际投资环节动荡的背景下，一些下游生产环节的“出海”可以暂缓，符合企业规避风险的需要，同时稳定就业。第三，强化产业供应链各个环节上的核心企业、合理提高行业集中度，加速过剩和落后产能的出清，在稳经济的同时避免保护在市场竞争中应被淘汰的低效企业。

中国经济在追求高质量增长的过程中，必须坚持扩大对外开放和国际经济合作。在过去两年中，中国推出了一系列的政策扩大开放，这样的决心不会也不应该动摇。在全面对外开放中，中国首先应该立足于强化和周边国家以及“一带一路”国家在全球价值链和供应链中的合作，增强集体的抗风险能力。东亚和东南亚未来将是世界价值链和供应链最核心的区域，同时拥有规模最大的产能和增长最快的市场。依托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RCEP），中国和区域内其他国家应加强在价值链和供应链方面的合作，拒绝贸易保护主义，力争实现互利共赢，促进包容性的经济增长，为在新冠疫情后国际经济治理机制的改革和完善作出积极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