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启示录
2020.05.01 16:17:37
诺亚财富
投资者、公司和政府不能将流行病或气候变化等全球化的系统性破坏视为遥不可及或不可能发生的事，相反，我们应该从这一刻起就为这些必然会发生的情况做足准备。
来 源 | PRI负责任投资原则（ID：PRI_News）
新冠肺炎疫情为社会、政府和投资者敲响了警钟。全球“大流行”的等级告知我们疫情的潜在风险极高，但我们仍难以预测它最终产生的影响。这场疫情除了对全球健康造成严峻威胁外，也发出强烈的信号，提醒我们加速采取气候行动，警示我们继续为不可避免的情况做足准备。基于此，由PRI牵头出台的“必然的政策回应”（IPR）工作至关重要。IPR对2025年前各国政府可能颁布的强制性气候变化政策做出先锋性预测，并对关键经济领域和资产估值由此受到的影响做出预估。
此次的疫情危机与气候变化存在哪些潜在的直接联系？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对此做出了解读，“自21世纪以来，所有新兴或再发的人类传染病中，有75％是人畜共患病”——起源于动物，通过动物传染给人类，其中包括艾滋病、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H5N1禽流感和甲型H1N1猪流感。
“一些野生动物可能会携带着某种病毒，但并不发病。它们原本和人类各生安好，相安无事。然而，森林砍伐导致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被迫和人类有了近距离接触。” 这一观点在几年前就曾提出过。目前科学界认为，新冠病毒(COVID-19)可能已经跨越了物种的壁垒，成为人类健康的杀手。
森林砍伐对气候变化产生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正如美国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学者亚伦·伯恩斯坦（Aaron Bernstein）所说，自然环境的破坏使野生动物不断靠近人类住区，而森林砍伐导致的气候变化的恶化，也在迫使动物迁徙——“这为病原体入侵新宿主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鉴于此，这次疫情可能会在刺激出台气候变化相关政策方面起到催化作用，以避免未来“大流行”的再次发生。
新冠疫情是突发性卫生事件，短时间内就对现实世界形成了巨大的冲击。而气候变化的影响却是深远、长期、渐进式的。如果不能得到有效缓解，注定造成不可能避免的损失。尽管新冠疫情在短期内起到了温室气体减排的效果，但它无法彻底解决气候问题。因气候变化引发的极端天气事件如同新冠疫情一样不可预测。干旱、农作物歉收、洪水、风暴和热浪很可能产生不亚于新冠疫情的冲击力——它们突如其来、具有季节性特征且会引起局部地区的动荡和骤变。这场大流行告诫我们，同样要为应对和缓解剧烈的气候变化做好准备。疫情肆虐期间，与健康危机并存的还有疫情带来的市场危机——区域性的异动会产生涟漪效应，对环环相扣、相互依存的全球供应链和金融市场形成冲击。
IPR聚焦截至2025年政府的气候政策回应可能带来的金融影响，并预测了进一步的政策行动。气候变化对现实世界带来的灾难性改变，会加速气候政策的出台和落实，并对金融市场产生影响。IPR还针对2030年后强化版气候政策浪潮进行预测，因为2025年前出台的应对措施所能完成的全球减排量还远达不到实现1.5ºC温控目标的水平——仅仅是朝着这一方向开始努力。考虑到气候变化对现实世界的影响会不断加剧，第二波政策回应可能会更加严格并势必对财务产生更大的影响。换句话说，与应对新冠疫情大流行一样，政府越早做准备，行动越果断，（财务）结果就越好。
新冠肺炎疫情正在造成结构性转变，这要求我们在疫情过后，当城市陆续解封，刺激计划开始全面发挥作用时，充分了解经济的进化和发展方式。资本的重大结构性转变也是我们在“必然的政策回应”(IPR)中所预测到的。尽管就总体的经济影响而言，与先发制人地出台一系列气候政策相比，疫情所引发的数百万人失业以及经济大规模停摆造成的经济损失要大得多。但迫于气候变化压力出台的滞后的、强制性的政策回应同样存在引发重大市场波动的可能。例如IPR预测政策情景(Forecast Policy Scenario)就预计石油需求将出现重大的结构性下降，因此，总体而言，全球石油和天然气公司承受的损失可能与我们对今年的重新估值相差不远。
一些评论家认为，考虑到资金紧张、电动汽车和可再生能源成本长期下降的持续影响，以及消费者对于长途飞行需求的偏好发生改变，化石燃料行业可能从此一蹶不振，再无复苏的可能。的确，尽管疫情揭示了市场会受到突发事件影响而大幅波动，但IPR也预测出一些风险敞口领域可能已经开始经历长期的价值下降。
同时，针对疫情期间经济衰退而出台的刺激方案对于IPR的政策预测及时机也具有启示意义。要知道，IPR只是针对2025年前可能采取的政策行动进行了预判，因为各国政府在短期内采取大幅度积极气候行动的可能性被认定为“很低”。截至目前，大多数政府和中央银行的行动是处于应对紧急状况，确保金融系统的流动性的状态。但是，这些紧急措施也会产生气候后果，例如有些国家继续扶持煤电等传统产业和技术，而这些技术早在疫情之前就已处于经济困境边缘。
这进一步加剧了转型风险，我们应该竭力避免。如今，许多评论家表达了对于今年晚些时候进一步出台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的期待，希望将重点放在有益于可持续发展的长期目标上，支持新兴产业和绿色产业的发展将是该议程上的一大争论点——IPR对股权影响的建模表明，对于金融市场价值的短期追求可能危及长远政策的出台。我们希望一揽子刺激方案能够推动世界提前于IPR原本设想的5年时间更早地采取气候行动，而不是增加与气候相关的金融风险，加大之后缓解气候变化的难度。对于投资者而言，至关重要的是要持续发声，呼吁出台可持续的刺激方案。结果总是平衡的，当前对旧有产业和技术的支持力度越大，《巴黎协定》棘齿机制中2025年的节点就越显重要，因为各国政府更有可能被迫在2025年之前强化政策。
正如COP26联合国气候大会财务顾问马克·卡尼（Mark Carney）在《金融时报》中所说：“在新冠肺炎危机之后，人们有理由要求改善社会支持，提高医疗质量并扩大其覆盖范围；加大尾部风险的管理力度；更加尊重并听从科学专家的建议。这种新的价值体系是否被大多数人成功接纳，一大关键考验就是气候变化。毕竟，气候变化符合以下特点（i）涉及整个世界，没有人能够独善其身；（ii）被科学家预测为未来的主要风险；（iii）只有我们事先采取行动并团结一致，才可能共度难关。”
IPR今年的研究将重点关注以上提及的方面，并对我们的政策预测进行大幅更新。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投资者、公司和政府不能将流行病或气候变化等全球化的系统性破坏视为遥不可及或不可能发生的事，相反，我们应该从这一刻起就为这些必然会发生的情况做足准备。
IPR的所有合作组织（包括PRI）鼓励签署方考虑如何将IPR和PRI响应新冠肺炎疫情的行动纲要纳入各自应对疫情的实际行动中。
本文在原文基础上编译而成。
本文作者
Mark Fulton, Energy Transition Adviso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