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3日中国开启了全面防新冠疫情封城措施，泰国各级政府依旧是 “宅彦彦”（泰文，慢慢来的英译）的反应，既没有限制中国游客入境，哪怕是来自疫情最严重地区武汉的游客，也没有在媒体通告中国疫情发展情况。

最早让泰国人有疫情危机意识的是当地华侨社团、在泰中国游客、中国留学生等开始抢购口罩、消毒液等防疫物资的行动。即便如此直到2月底，因为高治愈率和低确诊感染案例，普通的泰国民众还是对疫情防御反应乐观，泰国政府也只是对中国湖北和浙江等几个疫情严重地区的航班停飞，最大的动作是泰航在武汉的撤侨。泰国各级政府机关的表现是典型的泰式“宅彦彦”。

通过收集到的泰国政府官员发表的言论来分析，在2月底之前，泰国对新冠疫情还是保持着比较乐观的看法，期间也没有采取更多预防性措施。情况急转直下是到了3月初，超过五千名在韩国非法劳工返泰后带来了确诊病例激增，更关键的是，还发生了素万那普机场需要强制检疫的80多名韩国返泰劳工逃跑一事。在如何处理返泰非法劳工的隔离问题上，泰国各政府部门、执法机构和检测机构做法存在较大差异，同一机构内部标准也不尽相同。

3月3号一天之内，卫生部和外交部部长各发表了一番意思相反的言论：卫生部要求对返泰劳工进行强制性隔离14天，外交部则以无法判别返泰人员是否是非法劳工为由反对隔离。一时机场检疫部门不知道如何处理，只是采取自愿检测、自我隔离的手段应对返泰劳工。直到3月13号机场海关人员确诊感染病毒，卫生部才要求泰国各大机场采取强制检测和隔离手段处理韩国返泰人员，更吊诡的是同一天泰国总理巴育发表强制隔离取消，韩国返泰非法劳工可以回家自我隔离。

3月15号一天激增的32个感染案例让泰国疫情局势陡增，市场开始出现抢购食品和防疫用品的现象，但是部分泰国政府部门依旧反应迟钝没有出台应急措施，大多数民众出门也依旧不采取防范措施。直至24日，泰国才正式宣布全国将于26日正式进入紧急状态。

3月26日，在泰国曼谷，一名检查站工作人员检测车内人员体温。图自新华社。

泰式防疫为何会出现这种“宅彦彦”的情况？从下面几点或能管窥一二：

1、政治机制是限制泰国政策执行的重要因素之一

西方民主外衣下的印度式政治体制

泰国虽已学习西方引入民主政治体制已经一百多年，但是依然是流于形式，骨子里依然是印度式的体制，形成了一种非东非西的政治体制混合体。

为什么泰国民主制度会发展滞后呢？首先，依据美国民主体制发展的经验来看，中产阶级是民主的主力军，政治的走向取决于中产阶级的政治诉求，民主体制是保护和发展中产阶级的政治制度保障。但是现在的泰国还处于由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的转型期，这一转型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一直持续至今依然没有成功转型，中产阶级群体依旧没有得到壮大。

从泰国近三十年的执政党来看，97年金融风暴已经摧毁了泰国中产阶级，以中产阶级为代表的泰国民主党已经是日薄西山了，泰国的阶级也已经分化到权贵和低产阶级两个主流社会阶级。

第二，法制是民主政治的基石，但是泰国的法制受到王室、军方、僧侣集团的影响，缺乏有效的监督。泰国民众特别是经济落后地区的人民普遍受教育程度低下，缺乏法治意识，致使民众不能自觉遵守民主的游戏规则。民众在表达利益诉求时更热衷于街头抗议，政变更是首选手段，而不是通过法律手段。

第三，“曼陀罗体系”政治文化流行于泰国，这种政治文化在曼谷以外根深蒂固，形成了在地方上绝对的影响力，犹如古时的“封建诸侯”。这种传统的政治文化长久的存在于泰国，其核心是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并不完全是附属关系而是合作关系。这是威权主义而非民主主义的生长土壤。

在泰国各届政府中，包括军政府，这种政治文化对中央政府有巨大的影响力。大选期间上层政客通过许予官位、金钱等手段拉拢地方诸侯，以求当地支持换取选票，民众无法做出真正的内心选择，泰国民主由此变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