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现在西方的一些政客看到自己国家的疫情这么严重，就开始来谴责中国，说中国没有事先告诉我们。这么说是很不合理的。

至少1月23号之后，你们应该在国内采取措施。美国都停飞中国了，为什么在国内不采取任何的防范措施？

其实西方一些国家政府官员的想法，应该跟当初武汉的官员差不多。从官员的角度考虑，他们肯定是希望采用一些不那么极端的方式控制住疫情。封城的代价和社会影响太大了，让谁去下这样的一个决心都不容易。

其次，进一步看，现在西方想把这个问题变成一个制度问题，他们说中国能做到这么严厉的防控措施，是因为你是一个非民主的社会，所以有这么大的权力和能力去做这件事情。

疫情过后，西方对中国的政治体制恐怕会有一个重新的定位，西方世界很可能会联合起来对中国的制度发起一个根本性的挑战。

对中国来说这是最大的挑战。

他不会去讨论中国在抗疫方面发挥了多少作用，给国外提供了多少援助，他们只会抓住你的体制问题，然后联合起来，以此作为攻击中国和向中国追责的抓手。西方几个大国的政客都提到了这一点，这大概是之后我们需要去应对的一个重大挑战。

这种时候，我觉得中国的学者——特别是一些中坚学者——应该挺身而出，在理论上去说明中国的政治体制的哲学基础在哪里？它的优势在哪里？它的弱点在哪里？

总之，我们应该积极地说明中国体制的运转逻辑，应该突破威权政府VS民主政府的对立二分法，从政府能力层面就事论事地分析中国的政治体制。

《文化纵横》：如果“新型冷战”不可避免，对于中国来说，如何应对很大程度上可能取决于我们要制定和执行怎样的对美政策。如果我们现在将美国视为敌人，只会刺激美国以举国之力来与中国为敌，这显然不是明智的战略选择。中国政府也很清楚，目前仍然应当尽量团结美国，为中国争取更进一步的发展空间。但是光一味地委屈自己以求团结，可能也不行，人家并不理你。您认为不通过斗争能达到团结吗？

姚洋：

中美关系已经是一种竞争关系，我们的态度应该是在竞争的过程中求合作。美国已经把中国定位为一个竞争对手。中国还一直不承认我们两个国家是竞争对手，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表态是没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