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关于文物破坏性修复的新闻屡见不鲜：2013年，辽宁朝阳市云接寺中精美的清代壁画被今人新画完全覆盖；2014年，山西晋城青莲寺被“破坏性修复，宛若新生”；2016年，位于辽宁市绥中县的小河口长城，在经过当地文物部门的修缮后，几乎被“抹平”；2018年，河北易县的古塔表面被刷上了一层崭新的白灰，修复得“焕然一新”……另一方面，那些被荒废的文物建筑也可以拉出一个长长的名单。

为什么一些地方在文物保护和修复上，不作为就是“废墟现场”，一作为就是“灾难现场”？

作为文物的管理者，有的文保单位可能会很委屈：破败了，你们说没人管；修复了，你们又说修坏了。事实上，文物如何保护和修复是一个相当复杂且精密的系统工程，其中既有理念与价值上的审慎考量，也有文化和技艺上的严格要求，绝非只有“任其荒废”和“焕然一新”两个选项。

19世纪初，欧洲在文物保护和修复过程中形成了不同的学派，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法国派和英国派。法国派认为，对古建筑的修复是一种风格的修复，修复就是恢复建筑原有风格。英国派则认为，修复是对古建筑的彻底破坏，尽可能维持现状，尽量延长古建筑的寿命才是最好的保护。这两种理念相互影响，共同推动了欧洲古建筑保护理念的进步，造就了保护文物建筑及历史地段的国际原则——1964年的《威尼斯宪章》。

该宪章明确，必须利用一切科学技术保护与修复文物建筑；强调修复是一种高度专门化的技术，必须尊重原始资料和确凿的文献，决不能有丝毫臆测；其目的是完全保护和再现历史文物建筑的审美和价值；还强调对历史文物建筑的一切保护、修复和发掘工作都要有准确的记录、插图和照片。

我国《文物保护法》也规定：对不可移动文物进行修缮、保养、迁移，必须遵守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还规定：修复应保护现存实物原状和历史信息，应当以现存的、有价值的实物为主要依据；独特的传统工艺技术必须保留，所有的新材料、新工艺必须经过前期试验和研究；正确把握审美标准，不允许为追求完整、华丽而改变文物原状。

可以说，对元代古石桥和千年辽塔的保护和修复都属于懒政派。破坏性修复和纸上“修缮”，既违背了国际通行的原则，也违反了我国的法律和相关修复原则，对文物中所蕴藏的丰富历史信息都是一种损害。这不仅说明相关人员对历史文化遗产缺乏敬畏之心，也反映出文化保护和修复环节中存有漏洞。比如，对铁梁桥来说，“修复”前虽有残缺，但仍不失其文物价值、艺术美感和历史信息，而经过“修复”，却变得“冰冷、生硬和丑陋”。需要追问的是，是谁主持了这样的“修复”？“修复”是如何经过文保部门审批的？“修复者”具备什么样的训练和资质？面对目前的“修复”现状，管理者和修复者又该承担怎样的责任？

文物建筑是可以触摸、感知的历史和文化，任其湮灭和破坏都是对历史和文化的不负责任，稍一大意即有可能变修复为破坏，丧失古建筑的历史风貌和价值。因此，对其保护和修复一定要秉持慎之又慎的态度，切忌草率和过度，切忌想当然和瞎折腾。

一方面，需强化法律责任，提高“破坏性修复”的违法违规成本，不管是善意还是过失，只要对文物造成了破坏，就要追究其法律责任乃至刑责，不能只是一罚了之。另一方面，对文物建筑的修缮，应对其原貌和破损情况进行仔细的研究分析并咨询专家意见，制定详细的修复方案，力求在修复中“修旧如旧”，乃至“修旧如故”，既最大程度地保存原貌，又最大程度地修复好古物。

红星新闻特约评论员 赵清源

责任编辑：杨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