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起，“幕味儿”公号将为大家推出一个叫“上镜”的新板块，带大家一起“云端”看电影、学电影、涨知识。

恰逢五一劳动节，我们来蹭个不是热点的热点，聊聊电影《劳工之爱情》（1922，22分钟）。

如果你还不知道什么是《劳工之爱情》，一定要好好往下看了――这可是咱们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故事片，绝对是国宝中的国宝，重要性不言自明。

《劳工之爱情》的原片拷贝存在中国电影资料馆，但网络上早已可以看到。最近加拿大的英属哥伦比亚大学（UBC）还把这部影片加上英文字幕传到线上，更便于外国的电影研究者、爱好者观摩。

必须要强调，《劳工之爱情》（1922）当然不是中国电影史的开端。

按照官方史学界的说法，1896年（清光绪二十二年）8月11日，上海徐园“又一村”开始放映“西洋影戏”，并逐渐在沪上各大茶馆散播开来；而稍晚之后的1905年秋，北京丰泰照相馆拍摄了戏曲影片《定军山》，这种将西方机器工艺同传统民族形式结合起来的经济行为，恰如其分地宣告了中国本土电影的诞生[1]。

当代在世的人，应该没有机会看到过这部电影――但万能的豆瓣网友竟然有561人打出了9.4的超级高分！

这或许就是大家对遥远老电影的致敬吧！

《定军山》的豆瓣网页，令人叹为观止

整整时隔100年之后，打着“庆祝中国电影百年华诞”的旗号，导演安战军将《定军山》诞生前后的故事搬上银幕。

此举颇有为史学界长久以来的争议盖棺定论之意。

然而，正如此片轻佻随性的“再现”充满了风花雪月的想象，史学界自然也不会因为这段“不确定的”臆造而轻易地“确定”一段严肃的历史事实。

实际上，与程季华主编的《中国电影发展史》（1963）上言之凿凿的论述不同，相当多研究者――譬如，著名学者周蕾（Rew Chow）[2]――的言语之间均有含糊之感。

而曾参与过《发展史》筹备工作的美国人陈立（Jay Leyda）在其经典著作《电影》中的论述更令人疑虑丛生：

在梅兰芳的回忆录中有一段记载一位亲历拍摄现场的人的叙述：“我的朋友吴振修偶然见到《定军山》的拍摄情形……（以下略）……后来影片在‘大观楼’电影院上映。这一定是最早拍摄京剧的实例。”

这部重要的影片的印本在1949年后还保留下来，可是当中国电影资料馆在1957年成立时，这印本就不见了。听说它有三本长，但是三十分的放映时间在当时来说是不寻常了，所以它的“三幕戏”会不会全放在一本之中呢？虽然有几部丰泰制作的影片在江西和福建放映过，但是这部影片的发行和放映就没有其他别的记载[3]。

梅兰芳《生死恨》剧照

陈立在注释中估计，《定军山》“很可能在一场清理中烧掉了。此后约六个月，1953年，程季华会见了当时仍在世的丰泰照相馆工作人员。”

可以确定的是，这次关键的“会见”并没有对中国电影史的写作起到实质性的帮助，因为这些经历数十年战乱的幸存者既没有保存影片的副本，甚至也没有提供可资确认的剧照（现在通用的《定军山》照片可能并非剧照，而是谭鑫培的定装照）。

《定军山》剧照？

再加上影片的发行和放映罕有记载，唯一的见证人还来自于梅兰芳先生的“道听途说”――退一步讲，姑且如这位吴振修先生所言，这是“最早拍摄京剧的实例”，那么，这就一定是中国最早拍摄电影的实例么？又如何证明，他偶然得见拍摄的那部《定军山》就是后来上映的那部？……

回望历史，总是会有这种疑案重重。

由丰泰照相馆拍摄的旧京风物老照片

可是关于《定军山》的质疑却远远没有结束。2005年第6期电影资料馆的权威理论刊物《当代电影》把丰泰照相馆的掌门人任庆泰“请”上了封面，目的自然也是为了“纪念百年”。

可是颇为吊诡的是，有关任庆泰和《定军山》的问题不但没有解决，反而疑点越来越多：从任庆泰的出身、《定军山》的拍摄日期到摄影机型号、“大观楼”是否公映[4]――历史似乎成了一堆“死帐”。

同时，从电影史研究的角度来看，《定军山》长时期的悬而未决无疑损害了梅兰芳《舞台生活四十年》（1954）中那段“孤证”的可信度和文化价值。

如此说，并非是对大师的不敬，而必须承认：由于电影胶片实证的缺失，使得一切付诸于报刊、回忆录的文字材料成为美好而无奈的“想象”，使得“回到现场”和“中国整体电影史研究”困难重重。

电影本身的技术特征和感官生产“不具备书写文字所特有的内化与抽象性”[5]，不像诗歌、民谣等等毋须经由媒介就可传播，这种机制注定了它与经验和形式的密不可分。

这或许也正是电影史研究和一般史学研究的差异所在。

在写作这篇文章之前，我也听说上海电影档案届的同仁最近有发现《定军山》的早年放映启事，做实了《定军山》的存在。对于中国电影史来说，这几乎是令人激动不已的实锤发现！――但鉴于当事人还未公开此档案并进行辨析，因此我们暂按下不表。

揭示《定军山》研究的尴尬处境，得以反衬出本文论述的对象《劳工之爱情》的重要意义。

这部明星公司投拍、郑正秋编剧、张石川导演的滑稽片篇幅不长（三本，22分钟），或许从今天影迷的眼光看起来，艺术性并不那么突出；影片的趣味虽然直截地迎合底层的市侩心理，票房当年却也不甚理想。

在现有的一些论述中，它似乎都是作为随后摄制的《孤儿救祖记》（1923）等“长片正剧”的陪衬物和对立面而出现[6]，其暗和明星公司“处处惟兴趣是尚，以冀博人一粲”的拍片方针更一度遭到正统史学的批判，认为其“无聊”“低级”“失败”[7]。

但正是这样一部影片，在我看来，较之于《定军山》和《孤儿救祖记》，更有其史学研究上的意义。

作为国内免于战乱运动、保存至今的最早影片，《劳工之爱情》代表着世界电影语境中中国民族电影最原初的活动影像，并从根本上使中国电影的经验研究和整体研究成为可能。

在对影片进行文本细读的基础上，影片“内部”的魔幻技巧、叙事方式和美学价值，连同影片“外部”的生产过程、宣传机制和社会意义均能够清晰地浮现出来[8]。

《劳工之爱情》剧照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劳工之爱情》的诞生更承载了“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余波，在外部列强压制、内部思潮耸动的关键时刻，影片化身为一种中西之间不断拉扯、时而断裂时而聚合的复杂隐喻――

它从西方思潮和上海国际都市的“文化搅拌器”中诞生，并和传统文化（官方史学中的“旧文化”）暧昧地、充满狐疑地结合。

纽约大学副教授张真在《银幕艳史：上海电影（1896－1937）》的《导论》中恰如其分地拿来本雅明的论述，以统观电影从西洋传入中国至日本侵华之间，中国电影所面临的命运处境：

“历史并不是在‘同质的、空洞的时间’中展开的。同样，企图借电光石炽的一闪来捕捉非线性的时间和多元经验的历史思维也不仅仅指‘思想的流动，还包括它的凝滞……，思维在孕育着矛盾的结构体中突然停止，冲击着结构体，使它结晶成一个单质体（monad）’[9]。”

很显然，《劳工之爱情》正是这样一个单体，在它的内涵中负载了多元思维和杂糅的文化。

换一个现代性理论的通常说法，它也可以被认为是一种典型的“碎片（fragment）”，偶然得之瞬间即逝，和为数不多的幸存的早期中国电影片面而永恒地组成摩登上海的“城市相册”，并让当代的观众得以用“漫游者”的姿态，见证着这个危机四伏中的世界都市的情感文化历程。

正由于这个突出的特点――也可以说是早期中国电影研究的先天不足――我更热衷找到《劳工之爱情》这样的对象，进行对“单体电影的整体研究”。

环顾当下的早期中国电影研究，当然需要高屋建瓴的宏观框架性研究（但这种研究的可靠性正如对《定军山》的考证那般庞杂且容易引起批评置疑），而“单体电影的整体研究”将更加具有可操作性且富有成效。

对电影史而言，存在的，就是价值最高的。

去年底曾来北京电影学院讲学的早期电影研究界的权威、芝加哥大学教授汤姆・甘宁的《电影史与电影分析：时间流程中的单部电影》给予了我这种观点以理论上的支持。

在他看来，个体文本通常会彰显出“当它们试图处理个体生产的诸多细节与体制的合理性之间的矛盾时所产生的张力”，而那些“蕴含着新旧表现方式冲突的”特定的“转型文本”，更是着某个特定情境之下历时性与共时性互相影响和渗透的最好范例[10]。

由此考量，《劳工之爱情》正是这样的“转型文本”，它所沾染的“文化焦灼感”远远超过一般时期，并在十年后的民族危亡期间重新凝聚、嬗变。

下面，就让我们一起看看这部《劳工之爱情》，欢迎大家在留言区提问，说出你的看法和问题。虽然因为疫情的问题，大家无法相见，但通过互联网，“幕味儿”仍然和电影、和大家联结在一起。

这也正是我们策划“上镜”板块的初衷。

向上滑动阅览文章脚注

[1] 程季华、李少白、邢祖文《中国电影发展史》（第一卷），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8，第8－15页。

[2] 周蕾在表述中国电影的诞生时，用了“大约”一词。（“大约也是在此时，中国人也开始自己制作电影。”）见《原初的激情：视觉、性欲、民族志与中国当代电影》（1995），孙绍谊译，台湾远流，2001，第23页。她在注释中说，这种观点来自于林年同《中国电影美学》，“中国于1905年开始制作电影，但那些影片已无从寻找”。

[3] 陈立《电影：萌芽阶段（1896－1911）》，艾思祺等译，选自香港中国电影协会所编的《中国电影研究》，1983年，第94－95页。

[4] 详情请阅读王大正《中国电影创始人――任庆泰》和《关于中国电影诞生三处质疑问题的订正解析》两篇文章，见2005年第6期《当代电影》。王文考证出了任庆泰的生平，但诸多材料出处不详，更没有解决《定军山》是否拍摄、何时拍摄的关键问题。

[5] 周蕾《原初的激情》，台北远流，2001，第27页。

[6] 郦苏元《中国现代电影理论史》，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第63页。

[7] 程季华等《中国电影发展史》，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第57－59页。

[8] 电影的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构成了庞杂、几乎无所不包的“整体电影”研究。具体论述可参见罗伯特・艾伦和道格拉斯・戈梅里的《电影史：理论与实践》（1985），李迅译，中国电影出版社，2004年第2版。

[9] 张真《银幕艳史：都市文化与上海电影（1896-1937）》，沙丹、赵晓兰、高丹译，上海：上海书店，2019年增订版。

[10] Tom Gunning, Film History and Film Analysis: The Individual Film in the Course of the Course of Time, Wide Angle 12,no.3,p5.

附：《劳工之爱情》影片概况

《劳工之爱情》（又名《掷果缘》）

明星影片公司1922年出品 3本

编剧：郑正秋

导演：张石川

摄影：张伟涛

主演：郑鹧鸪 余瑛 郑正秋

故事梗概：

郑姓木匠改营水果，货摊和祝医生的家隔街相望。祝医生有个女儿与郑木匠结下掷果之缘，郑向女父求婚。医生说：“谁能使我的医业兴隆起来，我就把女儿嫁给他。”于是，木匠巧动脑筋，在楼梯上安装小机关，跌伤了在楼上作乐的一伙赌徒，使医生的病人骤增。医生并不食言，把女儿许配给木匠，有情人终成眷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