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前，媒介专家尼尔·波兹曼说娱乐至死，他担心电视文化吞噬了人们的**和灵魂；教育中的野鸡大学会导致一种新的文凭的教育至死，其实也是在用教育的形式而非内容，去吞噬人们的灵魂。教育的死，不会死在教得好不好上，而死在用得好不好上。一所学校，只要是认真从事教育，那么获得认证只是时间问题，而更重要的口碑，会锻造这些学校长久的影响力。

不过公布了未被认证的学校名单，未必能够真正解决野鸡大学的问题。如果分析这些野鸡大学的生存条件，不难发现其中不少生计还颇为爽利，在文凭市场中需求量还是很大的。教育对于办学者和学生来说，其实都是高成本的投入。尽管未必会获得直接的第一手经济回报，但是给社会进步带来的影响却是异常显著的。这种文凭市场的需求，说到底就是有人想要借助低成本的方式换取高收益，不对等也不公平。因此，教育不会死在怎么教，而会在这个社会的功利化面前遭遇巨大的危机。

当年，钱钟书先生的《围城》，刻画了一个克莱登大学哲学博士，也刻画了一批“克莱登”的粉丝。80年过去了，克莱登大学不但没有减少，反而花样翻新，这倒的确是市场导向的一种现象。从这个意义上讲，教育至死的隐患从来就没有消失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