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有观点认为，稳经济的关键在于稳消费。如何提振消费？

刘尚希：第一，救助困难群体，这是稳消费的一个措施。第二，消费券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鼓励消费，但其作用是一次性的。第三个比较重要的措施是，要以公共消费带动居民消费。

最近出现了储蓄增加的现象。这是因为疫情冲击之下，不确定性和公共风险上升，居民的预防性动机增强了，这种趋势若继续下去，会导致消费的进一步萎缩。因此，我们要考虑，如何通过扩大公共消费来弱化居民预防性动机，带动居民消费。公共消费分为两大块：一是维护政府运转的消费，如发放的雇员工资、采购的商品和服务、提升政府数字化智能化水平等等，这些支出属于政府自身的消费支出。

二是供社会成员消费的公共服务，如用于幼儿园、义务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职业培训、医疗、健康知识普及、防疫、体检检测、公园、博物馆、公租房、养老、救济以及社会治安等等。政府提供公共消费既可以直接提供，如办园办学办医院，建公租房等，也可以通过购买服务方式来间接提供，如教育、医疗、公共卫生、培训等，都可以向市场或社会来购买服务，再提供给社会大众消费，也就是政府买单，大众消费。发放消费券、培训券、教育券、平台服务使用劵等等，也是提供公共服务的方式。还可以通过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来提供公共服务消费。公共消费有助于社会平等，也能降低居民预防性动机，即居民的安定感和未来的确定性提升了，居民当前的消费就可以扩大。提供公共消费，离不开学校、医疗机构、数据中心、公园等公共设施的建设，这意味着扩大公共消费也会带动公共投资，或通过政府采购带动民间投资。中心城市、城市群和都市圈在公共消费方面的提升空间很大，仅仅从2亿多在城市工作生活的农民工来说，没有享受同城待遇，其在教育、培训、医疗等方面的公共消费是严重不足的。但由于体制的原因，地方各级城市政府向农民工提供公共消费的积极性普遍不高。

此外，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消费要靠两方面的支撑：收入、合意的产品和服务。要想扩大消费，一方面，居民收入要增长，另一方面，市场的优质供给要增加。我国的消费结构在升级，居民海外购物的能力很强，消费外流不断扩大，我国是全球奢侈品的主要消费国。但国内供给滞后于消费结构升级的步伐，就连锅、菜刀、奶粉这类日常消费用品，中等收入阶层都倾向于购买外国货。现在海外疫情导致进口萎缩，我们能否想办法把这部分海外的购买力转化为国内的购买力？这其中关键在于提高供给的质量，如果没有优质的供给，居民有钱也不会消费。若缺少合意的产品和服务，居民的一些消费需求只能是潜在的，难以变成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