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初，我在清晨的广播新闻中听到了邓小平南巡的谈话摘录。思想要再解放一点，胆子要再大一点等等等等。我在怦然心动的同时，就决定这个长篇小说稿子一旦完成，便立即投出去，一天也没有必要延误和搁置。道理太简单了，社会对于具体到一部小说的承受力必会随着两个"一点"迅速强大起来。关键只是自己这部小说的艺术能力的问题了，这是需要检验的，首先是编辑。我便想到一直关注着这部书稿的老朋友何启治，让他先看看，听他的第一印象和意见，那是令人最放心的事。

二

1973年隆冬季节，西安奇冷。我到西安郊区区委去开会，什么内容已经毫无记忆了。会议结束散场时，一位陌生人拦住了我，他说他叫何启治，从北京来，从北京的人民文学出版社来。

他已读过我在《陕西文艺》发表的一篇短篇小说《接班以后》，认为这个短篇具备了一个长篇小说的架式或者说基础，可以写成一部20万字左右的长篇小说。我站在街道旁，完全是一种茫然。我给老何解释这几乎是老虎吃天的事。老何却耐心地给我鼓励，说这篇小说已具备扩展为长篇的基础，依我在农村长期工作的生活积累而言完全可以做成。最后不惜抬出他正在辅导的两位在延安插队的知青已写成一部长篇小说的先例给我佐证。我首先很感动，不单是老何说话的内容，还有他的口吻和神色，感到了基本的信赖，即使写不成长篇小说，做一个文学朋友也挺好。

老何再一次到西安来组稿，大约是刚刚交上80年代的夏天，我从文化馆所在的灞桥古镇赶到西安，在西安饭庄——"双十二事变"中招待过周恩来的百年老店——招待老何吃一顿饭。那时候尚不兴公款请客吃饭。我刚刚开始收入稿费（千字10元），大有陈奂生进城的那份高涨的心情，况且是一别七八年之后的第一次共餐。我要了"西安饭庄"看家菜葫芦鸡。多年以来的几次相聚中，老何总会突然歪过头问我："那年你在西安请我吃的那个鸡真不错，叫什么鸡？"

老何在其中一次见面时问我，有长篇写作的考虑没有。我立即想起十多年前第一次见面的一幕，心里竟是一种负压感，天啊！他还没有忘记长篇小说的事。他却轻松地说，你什么时候打算要写长篇的话，记住给我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