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大树维维安
经观财经眼专栏作者
近日，一则题为《长三角约40%孕妇尿液中检出抗生素，近80%儿童尿液中检出兽用抗生素》的报道在网上盛传开来。
如果不是“儿童”、“孕妇”这样的字眼相当袭扰神经，我相信如此多刷屏的评论不会迅速涌现在微博上――对于抗生素的滥用，很多人似乎早就习以为常了。
“一看病，医生就给开青霉素、头孢，而患者也不抗拒，都遵从医嘱”。这似乎成了当下部分人看病的新常态――能用抗生素解决的事儿，无论轻重缓急，在西医那里那都不叫个事。
似乎如果抗生素能够被从处方药剔除的话，80%的患者都可以自己兼任家庭医生了――一遇到问题就搜刮出来给长辈服，给自己吃，给小孩喂，甚至拿出病历现身说法：你看，我就是吃这个吃好了的。
这样做，真的合适吗？
曾有调查显示，目前国内每年有20万人死于药品不良反应，其中又有40％（约8万人）死于抗生素滥用。
当然，这样的数据并不一定十分准确，但已然足够引起我们重视。
急功近利的抗生素消费思维，就像一场以数代人的健康作为沉没成本的危险游戏―尽管短期内依旧玩得转，但长期来看，只会透支更多宝贵的健康资本。
亡羊补牢，是时候了。
河海大学长江保护与绿色发展研究院近期一项调研显示：长江抗生素平均浓度为156ng/L（纳克/升），高于欧美一些发达国家。长江下游抗生素排放量居全国前三位，年排放强度大约为60.0千克/平方公里。
而欧美国家的情况稍好――那是因为欧美人对抗生素的使用稍显谨慎。
在美国看病，医生不是不给开抗生素，而是针对病情，根据验血报告，一般白细胞升高说明细菌明显感染时才会使用。
而2013年底美国FDA就已经出台政策，限制部分抗生素用于肉用动物（奥巴马政府甚至还削减了抗生素项目的研发经费）。欧盟也紧跟着出台了相应的政策，从法律上开始限制抗生素的使用。
随着这些官方的或是非官方的举措逐渐加强，“禁抗”在欧美民众心中逐渐成为共识。
如果在欧洲，你有朋友得了场小感冒，而你去怂恿他吃头孢类药物恢复身体的话，搞不好都会引来异样且嘲讽的眼光――你们被称呼了几百年的“东亚病夫”，原来就是这么来的？
抵制滥用抗生素，欧美人的认知度比我们好，体格自然也比我们强壮，这一点必须得承认。
但，现在的问题又变的更复杂了――不是简单的学或不学欧美做法的问题，而是连欧美都快不行了，抗生素在全球水域中的扩散有加速趋势。
知名媒体《卫报》称，在一项对全球72个国家711个地点河流水进行水质监测的河流研究中，发现超65%的河流抗生素浓度超过安全标准。
最高的，竟然超标了300多倍。
甲氧苄啶是最常见的抗菌药，主要用于呼吸道感染、泌尿道感染、肠道感染等病症。而在711个取样点中，甚至近一半河水中都有这种抗生素。
被视为欧洲最干净的河流之一泰晤士河及其多条支流，都被检测出含有至少五种抗生素，而其中环丙沙星浓度超标3倍。而环丙沙星是一种可对抗多种病原菌的抗生素。
这说明外国的水体也开始忧虑于对付抗生素污染了――甚至包含了“禁抗”意识最强的发达国家。当然，肯尼亚、尼日利亚、巴基斯坦等医疗水平较为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情况更严重一点罢了。
这种情况表明，随着经济贸易全球一体化的加速，抗生素的传播链更长，传播情况也更复杂，甚至通过全球不同水系的流动进行跨水体传播也有可能。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在长江流域检出的结果高于欧美就更值得警醒了――要知道，长江的水文情况与泰晤士河等欧洲河流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如果我们的浓度要更高，那说明实际情况更严重。（考虑到直接接入各地生活用水排放与处理，长江流域的大小支流，会有多高的浓度？？？）
央视在2014年时，就曾报道过这样一个糟糕的结果――海河、长江入海口、黄浦江、珠江、辽河等河流的部分点位都有检测到抗生素，其中比较严重的是珠江广州段，脱水红霉素，磺胺嘧啶、磺胺二甲基嘧啶等典型抗生素含量分别为460、209和184 ng/L每升，远远高出欧美发达国家河流中100 ng/L以下的含量！
令人担忧的是，这样的检测还未能“常态化”上纲上线――在我们国家的饮用水水质标准的106项指标中，尚未有对抗生素的检测指标，即便自来水中抗生素超标，也很难发现。而某些发达国家的标准则多达300多项。
这些水体环境中的抗生素残留，通过各种方式重新进入人体，如喝了含有抗生素的水、吃了用该水源培育灌溉的肉类和蔬菜等，容易让人体产生抗药性，降低人体免疫力，带来的极端影响可能是――免疫力崩盘的人可能会“无药可救”。
不仅如此，因为抗生素的滥用，带来的医疗事故也呈现增多趋势。
国际上一组最新数据显示，目前世界各国住院病人药物不良反应发生率为10％-20%，其中的5%出现致残、致畸、致死、住院时间延长等严重后果，住院死亡人数中有3.6％-25%是吃药吃死的（药源性致死）。
悲哀的是，许多患者家属还认为病人是生病致死的，而不知是吃药“吃”死的。
其实我们随便到搜索引擎上一查，就经常会看见某地方媒体报道“因滥用抗生素导致某患者病情加重急送医”的情况。但很多读者看到这样的新闻权且呵呵一乐，却并没有认真当回事。但事实上――口服头孢再饮酒可能会中毒，这样简单的抗生素使用常识，又有几个人真正了解呢？
滥用抗生素，一方面是我们直接面对的现实风险，另一方面则是预期中病菌耐药性的逐渐增强。
世界卫生组织指出，全球因感染造成的死亡病例中，呼吸道疾病、感染性腹泄、麻疹、艾滋病、结核病占85%以上，引起这些疾病的病原体对一线药物的耐药性几乎是100%（这也是最近肺结核在世界一些国家死灰复燃的原因之一）。
据悉，医学工作者开发一种新的抗生素一般需要10年左右的时间，而一代耐药菌的产生只要2年的时间，抗生素的研制速度远远赶不上耐药菌的繁殖速度。
同时WHO也意味深长的指出，国内住院患者的抗生素使用率高达80%，其中使用广谱抗生素和联合使用的占58%，远远高于30%的国际水平。
在这种情况下，再联想到今年多发的新冠疫情，就更值得我们担忧了。
近期武汉两医生患新冠被救回后，居然变成了“黑人”，有人分析原因最有可能是治疗过程中使用的抗生素――多粘菌素B。
公认的常识是――多粘菌素B在治疗超级细菌的同时，会让患者出现肾脏损害和神经系统毒性。还有一个副作用，就是皮肤色素沉着。
如果我们还是一样的无节制使用抗生素，那我们出现“耐药菌感染”的危险就要比某些禁抗意识较强的发达国家高。（由于危重症患者住院时间长，长期使用呼吸机、ECMO，以及气管插管或尿道插管，一些患者会出现耐药菌感染。）
在这种情况下，事实就必须得逼得你“不能生重病”，因为你的身体本来就是抗生素的温床，一旦患重病住进了ICU，为了达成疗效，更烈性的抗生素会让你的免疫机能产生巨大的崩溃，这就导致康复后的后遗症会越来越多――也许到了那个时候，抗生素就真的成为了你晚年生活的慢性收割机，令人苦不堪言。
而针对疫情，欧美此次力推“群体免疫”，虽然没有真正落到实处，但也给我们带来了相当大的的不确定性――欧美人习惯于扛病自愈，如果真的有一部分人是这样过来的，那么他们很可能会使抗生素依赖性强的我们陷于大麻烦――如果发生恢复性人口流动，某种意义上带有“抗体”的他们可能会有更多的无症状传播风险，而疫苗没有出现之前，我们却只能用毒理作用较强的抗生素或是中药来对付问题。
我们之所以不能让疫情拖入持久战，同样有着这方面的担忧――对于我们来说，新冠病毒的耐药性甚至还是未知的，而抗生素或是中药的杀伤力却是有限的。为了战胜疫情的余孽，我们付出的代价将会越来越大。
而为了避免生病，避免花钱治病，很多家长又在给孩子灌输错误的思想――一旦生病就不能拖，用抗生素可以快速解决问题。
孩子感冒去医院吊水就能抽出时间多上两节课，工作中突发不适，去医院开两盒青霉素照样埋头上职场死撑……
抗生素永远不是那个原本只是用来辅助白细胞工作，给疲惫不堪的身体保底的PLAN B，而是对抗疾病的正牌首选――这又犯了本末倒置的错误。
在此我想呼吁更多家庭，正确认识抗生素的双刃性！
使用抗生素，请遵医嘱！！！
另外，关乎抗生素的全渠道管理，更需要同步推进。
应尽快修订标准、严控源头、加强研究，管控江河湖库水体的抗生素污染！
妇女儿童受到的伤害是最令人担忧的！抗生素污染，不能成为影响至深的可持续发展问题！
这次疫情，比拼医疗器械供应链，我们不虚，比拼政府动员能力，我们不怵，比拼疫情控制速度，我们更是遥遥领先于西方！
但倘若真的比起身体――除了老龄化西方的高死亡率之外，我们真的没有看到太多自己的优势。
也许你看到了武汉存量病例清零，但没看到国家医疗系统和患者自身身心上付出的巨大代价。也许你看到了西方马革裹尸的惨状，但你却没看到有更多的西方年轻人确诊之后，在为期14天的隔离结束后就已经重新活蹦乱跳，甚至没有服用过任何药物。
现在，疫情攻坚战到了尾声，但对于抗生素的纠偏，或许才刚刚开始。
这需要政策上的，法律上的，行动上的合力，更需要我们去重新认识西方人拒绝抗生素，甚至“群体免疫”的防控思维――别人是化长痛为短痛，而我们不能再化短痛为长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