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症八仙”之一，苏北人民医院副院长、重症医学科主任郑瑞强。新京报记者 汤文昕 摄

齐栩：4月15日，我跟着北京朝阳医院副院长童朝晖带队的小组去了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东院区（下称“人民医院”）。作为国家专家督导组成员，我们会对武汉危重症病人巡查、会诊，会针对每一位病人制定个性化的诊疗方案，争取做到“一人一策”。

在人民医院，我遇到了一名之前救治过的患者。她已经60多岁了，2月初被送到定点医院接受治疗，4月初我们在金银潭医院为她做了手术。当时，她的食管和气管间有个“瘘口”，吃下去的食物会涌到肺里，会反复引起肺部感染，最终导致死亡，我们采用了食管支架，堵住瘘口。

到人民医院后，我看到这名患者就意识到要检查她食管支架的位置。果然，支架发生了下移，我们把它往上提了一厘米，调整抗生素，同时加强营养支持和呼吸康复训练。现在这名患者核酸已经转阴了，只有晚上需要间断性地使用呼吸机，她是很有希望脱机治愈出院的。

新京报：第4组专家主要负责哪些工作呢？

郑瑞强：第4组专家是由北京协和医院感染内科主任李太生带队，组成人员是感染科医生。他们在武汉金银潭医院、武汉肺科医院，主要负责“长阳性”病人的判断和治疗。

“长阳性”是一个新提出来的概念，指那些核酸检测结果长时间呈阳性的人。这些患者大部分已经没有任何新冠肺炎症状或影像学表现了，只是核酸阳性。

按照传染病学原理，如果他们体内是新冠病毒死病毒或者病毒片段，这样的病人就没有传染性；如果他们体内是活病毒，那他们就是新冠病毒携带者。现在，对于他们体内到底是活病毒、死病毒还是病毒片段，仍然没有定论。

齐栩：一般来说，我们把连续三周核酸检测阳性的患者称为“长阳性”患者。首次确认感染三周后，患者的传染性就很小了。现在，这些患者体内的病毒片段被拿去做了病毒培养，看到底是不是活病毒，结果还没出来。

帮年轻医生消除恐惧

新京报：作为国家卫健委专家组成员，整个疫情期间，你工作的一部分就是到各定点医院巡查。巡查过程中，你发现、解决过哪些问题？

郑瑞强：因为新冠肺炎会导致呼吸衰竭，所以我们的治疗方式主要是呼吸支持治疗。

疫情早期，很多医护人员不敢给病人插管，毕竟这是传染病，之前大家也没接触过。而且有些医生之前不是重症或呼吸科的，不知道怎么插管，这就导致部分医生在呼吸治疗方面不太规范，应该插管的病人没有及时插管。

对于这种情况，我们巡查时就要督促大家，尽量做到“应插必插”。为了帮他们克服恐惧心理，也会主动帮他们插管、给他们做示范。

2月初的一天，武汉下着大雪，我和邱海波副院长、钟鸣教授（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到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光谷院区巡查时发现，这个院区接收新冠病人不久，还没有为病人进行过插管治疗。但有的患者已经出现了呼吸窘迫的症状，这是新冠肺炎病人很重要的临床表现。

我们当时判断，这名病人情况严重，需要马上插管，所以就由邱副院长指挥、钟教授麻醉、我来操作。这种示范主要是帮大家克服畏惧心理。完成后我们对医护人员讲，你看，只要做好防护是可以插管的，我们这样操作是安全的，你们以后也可以这样操作。

新京报：所以专家组成员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示范作用？

郑瑞强：肺科医院有个年轻医生跟我说，对于你们这些专家来讲，重要的不是你们做了多少事情，而是你们告诉别的医生，在有效防护下，插管之类的操作是安全的，病人经过努力是可能治好的。

“非典”时我也是一线医生。我认为在这样的疫情下，不论是作为国家卫健委专家组成员，还是作为高年资医生，我们都可以给年轻医生做表率，给他们信心，消除他们的恐惧心理。

新京报：此外，专家组成员还要进行哪些工作？

齐栩：到了4月15日后的这10天，专家组成员其实就是起到了整体把关的作用，会考虑主治医师提出的治疗方案是否合理，一些他们没想到的东西，也要帮他们想到。比如巡查过程中，我们发现有些医生使用抗生素的数量比较多，我们会根据患者的情况，减少抗生素的使用，甚至停用。

再有就是，我们发现有些医院会把病人安排得比较分散，这个病区有两三名机械通气的病人，另一个病区有四五名机械通气的病人。但气道管理需要专业人士，比如呼吸科和重症科的医护人员，如果病人分散在不同病区，医护人员势必也会分散，不方便集中管理。所以我们就让医院把这些机械通气的病人集中到一起，方便集中资源、集中救治。

与此同时，我们把病人的管理分成几组，每组实行组长负责制，每位病人有具体的医生管理。这样就是真正的责任到人、细化到人，就能更加全面、仔细地了解患者的病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