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位中国学者在国际知名期刊《外交学人》（Diplomat）上刊发《致美国社会的一封信》
<采访/观察者网 武守哲>
观察者网：王文院长您好，由您倡议协调的《百名中国学者致美国各界人士的公开信》，呼吁全球团结，受到了国内外的巨大关注。中国外交部高度肯定，20多国政要名流的支持响应，此后美国近百名学者也发表了公开信。您可否再稍微具体谈一下这封公开信的前前后后？美国的主流大型媒体很多，为何选择了《外交学人》（The Diplomat）？
王文：
这封公开信是北京时间4月2日午夜由知名国际期刊《外交学人》刊登。3日凌晨1点，环球网翻译后传至国内。此后，引起了全球响应。作为信的倡议协调人，我首先想说的就是感恩。感谢各方面的支持，也感谢这个特殊的时刻，让我们这些“书生”有了些许的用武之地。
大概是3月中旬，我和一位外交官深聊。当时美国确诊病例还不到1万例，但美国一些政客和媒体已开始甩锅中国。这位外交官感叹，中国外交部门孤单无援，我顺口说，“其实学者也可有所作为啊！”于是，有了百人信的想法。可以说，是外交实践的一线困惑首先给了我这个灵感。
然后我找了不少学者商量，在这里我要特别感谢达巍教授、姚云竹少将、陈东晓院长等许多师友，为这封信的起草提供了非常充足的理论依据。其实整个过程产生了一些争论，如写给谁？给特朗普，还是给美国政府？或美国社会？是批评，还是呼吁加强合作？写了以后发在哪里？国际上会有怎样的效果？国内会怎么看？会不会给中国外交帮倒忙？从最终的效果看，中国学者是理性的、客观的、平和的集体智慧，是能为中国话语权提升与中外合作发挥作用的。
其次是感恩许多学者同行的信任。我刻意选择了横跨十多个学科的学者朋友，他们来自中国东南西北20多个省份，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大家一听倡议，很快就回复全力支持。不到两天，一百名学者就达成了巨大共识。大家认为，是时候向全世界发出中国的理性声音，可见，中国知识精英共有的人文关怀、世界意识。
此前，我曾找过几位美国学者，希望能够一起倡议，但未果。信写出来，想登在美国智库的网站上，也被婉拒。我找了几家美国主流媒体负责人，仅有一家说考虑，但最后也婉拒。此后，我找了《外交学人》，总编辑蒂耶兹（Shannon Tiezzi）很率快地答应。但我一直在找合适的时机，蒂耶兹也不断催促，也鼓励我说，“这是疫情期国际知识界的一个重要时刻”。
综上所述，我个人就像是一根针线，把外交实践的困惑、学者师友的思想、国际抗疫的舆情需求等几个共振的因素串在了一起。其实，还是大家的功劳。正如4月3日下午，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司长在记者会说的：“现在需要更多这机关报的理性、冷静、正面、积极的声音”，我也期待类似的声音能够更多。
观察者网：其实公开信这种方式在西方运用的比较多，去年7月中美贸易战期间，美国国内两派也曾发表过针对中国的公开信。这次您也选择公开信这种方式，是不是有用西方的方式回击西方的意思在？
王文：
我认为，中国人不必用西方那套方式去回应西方。西方哲学的逻辑通常是两分法，非黑即白，是利益群体分割与统合。2019年夏天美国学者的那两份对中国的公开信，一个相对鸽派，一个相对偏鹰派，折射了美国对华看法的分裂。他们既形成不了对中国统一的策略，也无法以理服人、以德服人，反而撕裂了本国。中国文化中的和谐思维与包容理念，更有力量化敌为友。美国对中国崛起的焦虑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此时不必硬碰硬的拳击方式去回应。对他们的一些刁难、甩锅、抱怨、抹黑等手段，中国人可以有更多地讲求技巧与方法。
相比之下，中国学者“百人信”的所有观点，应该视为中国知识精英甚至是老百姓的最大公约数。我们希望以德服人，以理服人，既要以这种方式跟西方人讲述原委，避免打口水战，也希望一旦信件内容传回国内之后，也可以聚合中国社会最大程度的共识，这样才能发挥公开信的双向作用，而不是“双刃剑”。从近日的反馈看，无论是中美双方的学者，还是国际社会，总体上都是正面的。
观察者网：中文版在观察者网刊出之后，反响也非常强烈，读者多是支持的。不少媒体也转载，估计应有数千万的阅读量。但也有一些人质疑这种方式的有效性。您怎么看这种质疑，这封公开信能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
王文：
中国人目前在海外的声音还非常弱，话语权不强。相比于海外的需求，中国人的话语供给远远不够。更重要的是，中外话语的“逆差”现象也较明显，尤其是美国一流学者在中国的影响力，远远强于中国学者在美国的影响力。美国一流媒体、知名学者关于中国的言论，基本上很快就会翻译成中文，而中国媒体、学者的声音基本上美国人听不到。特朗普的话在中国国内传播很广，但中国政府的声音在美国的传播却常会刻意地被他们屏蔽。
从这个角度看，目前的海外传播仍处在“量”的阶段，首先是要发声，其次再问有没有预期的效果。我认为，这封公开信哪怕对方只有1个美国人看到，也是聊胜于无。当然，目前从很多美国和国际朋友收到的反馈看，至少他们是听到了，有的也听进去了。整体的效果要远远大于我此前预期，是可以把中国知识界的理性、平和、客观和人类关怀的形象展现出去的。
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知识界应该有主动塑造美国社会的雄心与原生动力。在对美传播上，不必做什么事情都首先想有没有效果，而是先做起来，做了才会有效果；越多人去做，越会有积极效果。
观察者网：您也了解到，现在对美国援助上，网上也是有两种声音，有人认为疫情是全球灾难，中国应该秉持人道精神援助美国，中美协作也有利于未来两国关系改善，也有人认为美国是一个言而无信、出尔反尔的国家，中国应该保持足够的警惕性。您怎么看这两种观点，新冠疫情能否成为中美关系的一个转折点？
王文：
两类看法都有一定道理，并不一定矛盾。我曾写过多篇文章，批评美国的外交，其言而无信、出尔反尔，中国人当然应该警惕，具有底线思维；但另外一方面，新冠疫情是百年来最大的一次公共卫生危机，此时的助人就是助己，帮助美国也是帮助中国人自己。美国是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美国完蛋了，中国至少现在也不会好到哪里去。
从这个角度看，对美博弈须要有“两手”，对美国外交的一些行为持警惕态度，该批评的批评，该斗争的斗争，但斗争仍是为了两国合作，而合作是有助于彼此的。对美国相救，首先不是美国，而是美国人；不是哪个国家的人，而首先是人。救人为什么要先讲国别呢？我们首先应展现的是，中国人的世界情怀和人文关怀。
新冠疫情是否成为中美关系的转折点，还很难说。但诚如我此前文章所说，美国虽然仍很重要，对中国发展的重要性在下降。中美关系不只是取决于美国，还取决于中国。这次新冠疫情对中国人的人生价值、社会成熟度、家国情怀、全球抱负都有巨大的促动。中国人应抓住“后疫情时代”的机遇，着想于布局全球，塑造新型的国际环境。这并不一定是像美国那样去领导世界，而是为了塑造一个更有助于中华复兴的“后疫情时代”国际环境，中国人应该有这个谋略与设想。布局得越好，中美关系变坏的可能性就会更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