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8日，印度孟买，人们用口罩或手帕护住口鼻出行

新冠疫情来袭，印度执政党右转之心不减，底层和少数派的状况恶化，发展水平更低的印度北部相比南部承受着更大的冲击，这个国家的分裂被疫情放大

文 | 特约撰稿 罗瑞 发自班加罗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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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驻印度的陈兆峰搭上了赴印的末班机。3月22日凌晨，他从柬埔寨飞抵南印的海港城市金奈。当天，印度停飞了所有国际航班。

11天前，持工作签的中国护照入境窗口被短暂打开。陈兆峰早就在柬埔寨隔离等待时机，拿到核酸检测报告后，他成了为数不多春节后返印的“幸运儿”。

但等待他的，除了意料中的14天隔离，还有突如其来的漫长封城。

早期被调侃为“新冠抗体”的印度，其实在全球疫情中危机重重：它有上千万侨民散居海外，每年吸引一千万外国游客到访，与欧美、中东地区血脉相通。很快，病毒从西方侵袭印度。事实证明，印度不仅不是新冠绝缘体，还成为全世界关注的中心、全人类抗疫的关键之一。

对印度疫情的担忧不无缘由：它与中国人口体量相当，但医疗系统薄弱，数以亿计的人生活在贫民窟等非正式居住点，且行政效率堪忧。

然而，这不是印度抗疫的完整面貌。

疫情之前，印度还面临着另一重内在危机：它处在前所未有的历史拐点――执政的印度人民党执意牵动这头身躯庞大的大象向右转，近两亿穆斯林作为这个国家的少数派，生存境遇日趋艰难。被民间称为“反穆”的新《公民身份法》出台，引发蔓延印度全境的抗议浪潮，一直持续到因疫情封城。

2019年5月，时值印度大选，《时代》杂志将总理莫迪放上封面，冠名“印度首席分裂者”。但没人能阻挡他成功连任。莫迪2.0时代，执政党的议程中心不再是发展经济保民生，而是宗教霸权。

新冠来袭，印度的社群矛盾、贫富鸿沟也被疫情放大。

3月14日，印度孟买，工人们在一间作坊里制作口罩

防疫的两副面孔

印度政府的封锁令来得猝不及防。

3月19日，莫迪突然在公众演讲中宣布，3月22日在印度全境实行“公共宵禁”对抗新冠疫情，居民不得外出，并号召大家下午5点时，站在阳台上或门口为一线的工作人员鼓掌。

当时印度全国的确诊病例还不到200例。虽然有半数左右的邦已经关闭了公共场所和学校、要求企业远程办公，但对绝大多数印度人来说，新冠疫情仍然是发生在中国和欧洲的“国际新闻”。3月中旬，班加罗尔政府命令学校停课、关闭商场等公共场所时，一位印度的记者朋友对我说，印度不可能实行中国式封城，因为印度非正规就业的比例太高，无法承受经济停摆的后果。

但宵禁对印度人来说司空见惯。民众自发的抗议、罢工对他们来说并不新鲜，甚至演员逝世都曾引发上万人的聚集，区域性的短暂宵禁也就不足为奇了。

宵禁当天，我目睹了小区邻居们的抗疫“集体快闪”。被称为“印度硅谷”的班加罗尔，彻底成为一座空城。我住的小区离市中心不远，邻居多是生活优渥的中产阶级，那天几乎没人走出家门。下午5点，邻居们陆续出现在阳台上，自发地鼓掌、敲碗碟，十分钟后，大家又自发散去。

事实证明，为期一天的宵禁只是预演。两天后，莫迪又宣布了21天的全国封锁。

这在印度前所未有。莫迪的讲话还没有结束，我的室友、也是记者朋友就坐不住了，我们去小区超市里准备买点必需品，看到30平米的空间已经人满为患。看到我戴着KN95口罩，有邻居问我哪里可以买到。当时口罩已经脱销，我早在2月初就准备了一些。

封城后，小区很快恢复平静，超市也正常供应日常所需。小区封锁层层升级，所有快递、外卖只能送到楼下，物业还贴出通知，告诫居民不要下楼散步。

看似不可能的中国式封城，在全副武装的中产小区成为现实。

这显然是冰山一角。虽然城市化大潮催生了商业公寓的兴起，但土地私有制决定了大多数印度人住在自建住宅，外来移民则聚居在贫民窟、棚户区等非正规居住点。这意味着，大多数住宅区的人口密度更高，社区的封锁也更困难。

据2011年的普查数据，印度有约六分之一的城市居民住在贫民窟和棚户区。

拥有世界最大贫民窟之一――达拉维贫民窟――的金融中心孟买，四成的人居住在贫民窟，这里诞生了奥斯卡最佳影片《贫民窟的百万富翁》。班加罗尔的贫民窟人口比例相对较低，在10%左右。

封城后，我去班加罗尔东郊的贫民窟采访，它紧邻IT科技园区，贫民窟的外来移民多在附近公司做司机、保洁等后勤工作。这里与码农和白领居住的现代化公寓仅几步之遥，却是一个完全不同的防疫场景。

低矮昏暗的棚子只有十来平米的空间，很多棚子都不通电，也没有水龙头和下水系统。妇女聚集在水车旁接水，停工的年轻人无所事事，站在小卖部门口聊天。有人上前找我搭话，他没有戴口罩，我本能地后退了一步，只听到他说，“夏天雨季来临时，积水会一直淹没到这里。”他拿手比划了一下膝盖。他的家在印度东北部的阿萨姆邦，远在3000公里之外，现在没办法回家。

移民们停工，断了收入，只能靠政府和志愿组织的救济勉强维生，也无力支付房租。复工无望，他们最大的愿望就是回家，和家人共渡难关。

在移民比例更高的印度北部，这引发了大规模的移民迁徙，公共交通停摆，成千上万的移民选择徒步回乡。为了避免这种流动带来的疫情扩散风险，政府为移民提供了安置点。封城已经持续了一个多月，大规模的迁徙停止了，但还有零星移民走在回家的路上。

长时间的封锁、远离家人，也引发了移民几次小规模的抗议。对居住在贫民窟和安置营的他们来说，总理号召的居家隔离、阳台鼓掌、点灯祈祷，没有任何意义。

3月18日，印度首都新德里，一辆警车停在关闭的景点印度门附近

被清场的抗议者

迁徙和抗议引发的聚集，无疑为印度疫情增加了更多不确定因素。为寻求正义而聚集的人群，成了新冠时期最大的“非正义”。

突袭的疫情，也让莫迪政府上台以来最大的反对声浪戛然而止。政府趁势反击，暗指反对者的聚集加速疫情扩散，让本就处在边缘地位的少数派境遇愈加艰难。这里的少数派，是全世界规模前三大的近两亿穆斯林群体。

这次声势浩大的抗议浪潮，始于去年12月修订的《公民身份法》。修订后的公民法规定，所有从孟加拉国、巴基斯坦和阿富汗来到印度的“受宗教迫害的少数派”，都可以获得印度公民身份――包括印度教徒、耆那教徒、锡克教徒、基督教徒、佛教徒、拜火教徒，穆斯林除外。这标志着将“宗教平等”写进宪法的印度，破天荒地通过了一部以宗教区别对待公民身份的法律。

被民间称为“反穆公民法”的这部法案诞生时机也非常蹊跷。

四个月前，历时十年的阿萨姆公民身份注册（National Register of Citizens，意在识别非法移民）公布结果，190万人被排除在“公民名单”之外。这一结果饱受各方质疑，执政的人民党却示意，将把公民身份证注册推向全国。《公民身份法》就是在这之后不久通过的。

2019年12月11日，印度联邦院审议通过新《公民身份法》当晚，我在阿萨姆偶遇了一场游行。游行的队伍有上百人，多是二十多岁的年轻男子，他们打着火把，排着队有序前进，嘴里喊着反对口号，点名辱骂法案背后的人民党推手。

也是在当晚，阿萨姆政府宣布在邦内十个地区实行宵禁，并暂停互联网服务。宵禁时，我刚到达阿萨姆首府高哈蒂的甘玛克火车站，无处可去，直到第二天一早才乘车到了机场，幸运地赶上了最后一班回班加罗尔的飞机。抗议愈演愈烈，当天上午起高哈蒂的航班全线停飞。

抗议的浪潮迅速蔓延到印度全境。除了公民身份受到威胁的穆斯林群体，大量的印度教徒也站到了政府的对面，反对派担心，这部法案将动摇印度作为世俗国家的根基。

在政治中心新德里，抗议一直持续到了今年3月。尤其在穆斯林聚居区，静坐抗议已经成为居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位于德里南部的尼扎穆丁就是其中之一。但新冠病毒的扩散，让尼扎穆丁从一个普通的穆斯林区，变成“疫情震中”。

2月29日，印度新德里，人们为一名在首都地区骚乱中丧生的受害者举行葬礼

3月中旬尼扎穆丁的一次宗教集会，引发目前为止印度最大的集群感染案例。

朝拜者从世界各地前来，传染源很可能身处其中，将病毒带到了清真寺，再由印度各地的朝拜者带回家乡。4月初，印度新增的病例大多与之有关，受影响严重的邦甚至有九成的新增确诊可以追踪到此次集会。

中央政府指责穆斯林。联邦卫生部长拉夫・阿加瓦尔在发布会上说，因为尼扎穆丁事件导致的“额外病例”，印度新冠病例的增速翻倍了，确诊人数翻倍的时间从7.4天缩短到了4.1天。新德里政府也趁机清场，将此前聚集在清真寺的穆斯林全部疏散。

这引发了印度民间大规模反穆斯林情绪的蔓延。在推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