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通过控制阿富汗，英国终于为印度帝国的安全构筑起一道可靠的保护屏障。尽管此后俄国人并不甘心，两国在阿富汗的争夺依然尖锐，但英国的优势地位已经基本奠定下来。印度总督寇松因此踌躇满志地说：“阿富汗、里海以南的地区、波斯……对我说来是一局正在下的棋盘上的方格，这盘棋的赌注是世界统治。”
整个19世纪里，觊觎奥斯曼帝国的领土，对巴尔干和近东、中东地区抱有野心的并不止俄国一家，在19世纪中期以前有法国、奥地利，普鲁士统一德国以后不久也加入进来。列强根据自身的利益彼此勾心斗角、时分时合，围绕东方问题上演了一幕又一幕近代外交史上的大剧。
（《英帝国史》（八卷本），主编：钱乘旦 作者：姜守明、黄光耀、张亚东、郭家宏、张本英、张红、洪霞、刘明周，江苏人民出版社，2019年10月第1版）
但是，从19世纪大部分时间列强各自所追求的目标来看，真正对英帝国利益构成严重威胁的还是俄国。
因为奥地利的领土野心在巴尔干半岛；法国的领土野心虽然在埃及，并确实引起英国人的高度关注，但法国毕竟实力有限，而且面临自拿破仑战争以来欧洲大陆联盟的打压；德国的势力虽然从1878年柏林会议之后也开始向奥斯曼帝国渗透，但真正全力向东方的扩张，是在俾斯麦1890年下台之后；只有沙皇俄国既有强大的军事实力，又有由来已久的扩张野心。
更主要的是，俄国从未放弃占领君士坦丁堡、瓜分奥斯曼帝国的图谋，甚至试图通过引诱英国共同参与瓜分来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
1853年初，沙皇尼古拉一世曾毫不掩饰地对英国驻彼得堡大使说：“我们手上掌握着一个病夫，一个真正的病夫。如果它在必要的安排采取之前从我们手中溜走，那将是一个大不幸。”
沙皇尼古拉一世
然而，对英国来说，只有维持奥斯曼帝国的独立与领土完整，才最符合大英帝国的利益，任何对现状的破坏都是英国人所不愿看到的。
外交大臣帕默斯顿甚至认为，不列颠的利益需要一个强大的土耳其。
1839年，帕默斯顿指出：“至于土耳其帝国，如果我们能够在五大国的联合保护下使它得到十年的和平，如果这些年被充分用来重组它的内部体系，就没有任何理由不相信它会再次变成一个受尊敬的强国。”
帕默斯顿勋爵，曾多次担任英国外交大臣、首相
因此，长期以来，俄国向东方的扩张野心与势头始终是英国政治家的一块心病。
历史学家们甚至评论说，维多利亚时代帝国政策的决定者们都患上了模糊不清的“恐俄症”。
1836年，约瑟夫・休漠（Joseph Hume 1777―1855）在议会下院辩论海军预算时评论道：“白厅和唐宁街尊敬的绅士们谈论俄国是如此之多，以至于他们害怕这个被自己创造出来的怪物。1850年，自由党首相约翰・罗素指出：“如果我们不在多瑙河阻住俄国人，那么我们就不得不在印度河阻住他们。”
从乔治・坎宁到帕默斯顿，历任英国外交大臣无不把抑制俄国的扩张作为头等大事，其中帕默斯顿对俄国人的敌意和抵制俄国扩张的立场最为强硬。
1851年，当他因承认拿破仑三世招致国内反对而辞职时，仍然念念不忘提醒人们注意俄国的野心。
拿破仑三世，法兰西第二帝国皇帝，色当战役后，第二帝国覆灭，取而代之的是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拿破仑三世被迫流亡英国
他写信给墨尔本伯爵，提出利用舆论来遏制俄国人的建议：“由于没有人关注和懂得俄国正在做着什么，俄国人已经取得特别的进展。将它的计划揭露出来，就等于将其打败了一半；而唤起公众舆论对俄国人的不满，就可使他们的困难增加一倍。我完全赞成制造一场反对俄国的喧嚣，那是我们避免与俄国直接作战的最好办法。”
整个一部19世纪初到中期的欧洲外交史，基本上就是英俄两家斗法的历史，是英国运用各种手段阻止俄国自由进入地中海，夺取奥斯曼属地，并向东方扩张的历史。
从19世纪初到20世纪初，英俄之间的尖锐冲突与争斗，持续了近一个世纪。从战略上看，帝国政治家们遏制俄国扩张野心的目标，主要集中在两条战线，一条是以保持奥斯曼帝国领土完整的方式，阻止俄国在近东、中东地区的扩张，以保证地中海经红海以及经波斯湾到印度陆上通道的安全；另一条是从印度向西北、东北方向进行领土与势力推进，建立一个阻断俄国南下势力的缓冲地区，以保证印度北方边境的安全。
19世纪20年代初开始的希腊独立运动，掀起了这场英俄大角逐的序幕。
进入19世纪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虽然早已衰朽不堪，但其拥有的属地仍然横跨欧亚非，按地域可分为北非部分、亚洲部分、欧洲部分三大块，希腊即属于土耳其的欧洲属地。
《希腊独立战争》，塞奥佐罗斯・若扎克斯于1852年绘。图中中间人物为帕特雷大主教耶尔马诺斯，环顾四周的为希腊士兵，地点在希腊的一个修道院内。时间为独立战争初期1821年3月25日，他正在为一士兵手持的希腊独立旗帜祈神赐福，祈求胜利
1821年，希腊爆发反对土耳其苏丹统治的起义，次年宣布脱离土耳其独立。1823年英国再次与俄奥普为主的神圣同盟唱对台戏，宣布承认希腊和土耳其为交战国，公开站在希腊起义者一边。
但英国不愿俄国从打击土耳其中得好处过多，于是采用与俄国共同出面支持希腊的行动，1826年，英、俄签订《彼得堡议定书》（Protocol of St.Petersburg），同意希腊在保留土耳其宗主权情况下获得自治。
英国诗人拜伦志愿参加希腊独立战争，最后病逝于希腊
1827年，英、俄又联合法国在伦敦签订《伦敦条约》，以进行三国海军武装干涉的威胁手段，要求土耳其和希腊双方停火、撤军。土耳其苏丹依仗有名义藩属埃及强大陆海军的援助，决心扑灭希腊人的起义，拒不接受建议，遂有1827年10月的纳瓦里诺海战（Navarino Bay），
结果，土耳其与埃及的联合舰队遭受重创，几乎全军覆没。
纳瓦里诺海战
由于英法都担心俄国坐收渔翁之利，不想继续与土作战，而土耳其苏丹利用三国间的分歧拒不承认希腊自治，这倒反而给了沙皇俄国向土耳其宣战的借口。1828年，19世纪的第一次俄土战争爆发，俄军一路猛攻，迅速进逼君士坦丁堡，土耳其被迫要求媾和。
1829年，俄、土双方签订《亚得里亚堡和约》（Treaty of Adrianople），土耳其承认希腊独立，同意多瑙河沿岸的公国塞尔维亚（Serbia）、瓦拉几亚（Wallachia）、摩尔达维亚（Moldavia）实行自治。俄国不仅得到土耳其在北高加索和亚美尼亚的部分领土，而且获得了对这几个自治公国的保护权。
如果说在希腊独立事件和1828―1829年俄土战争中，英国与俄国的利益分歧还为表面上的合作所掩盖的话，
几年之后的土埃战争则使双方在东方问题上的严重对立得以充分暴露。
1831年，埃及向土耳其要求获得叙利亚
，作为出兵援助土耳其镇压希腊起义的报酬，在遭到拒绝后向土耳其开战，土军大败，首都君士坦丁堡面临威胁。
土耳其苏丹先向英国求助，外交大臣帕默斯顿本欲给予支持，但英国国内此时正值议会改革运动，国际上则正处于比利时危机之中，因此内阁不愿批准对近东的干预行动，
土耳其只得像一个将要淹死的人那样不顾一切地转向俄国。
俄国立即抓住这一良机，于1833年派出黑海舰队及一万多人的陆军在土耳其登陆。俄军的援助使埃及被迫同意媾和撤兵，而俄国则在撤军之前以保护者的身份与土耳其签订了《温卡尔―伊斯凯莱西条约》（Treaty of Hünk r skelesi）。
这是一个类似军事同盟的条约，条约的要害在于规定遇第三国进攻时，俄国向土耳其提供陆海军军事援助，土耳其则封锁达达尼尔海峡，不许其他国家的军舰通过。
这样，就使俄国军舰获得了自由出入黑海海峡的特权。
条约签订后，奥斯曼帝国几乎成了俄国的保护国。
帕默斯顿曾不满地评论道：“俄国大使现在已成为土耳其苏丹的首席内阁大臣。”
中间狭长水道为达达尼尔海峡
对于俄国人轻而易举地打破欧洲均势，在土耳其确立的优势地位，英国是无论如何不能安然接受的。
1839年穆罕默德・阿里在法国支持下再次向土耳其苏丹发起挑战，要求承认其对埃及的世袭统治权，土埃之间爆发第二次战争。土军再次不敌埃及军队，只能让步求和，东方危机再起。
英国决心抓住这个机会，达到既打击法国和埃及的扩张势头，又削弱俄国在土耳其优势地位的目的。在外交大臣帕默斯顿的积极周旋下，英、俄、奥、普四国各自抱着小算盘，决定援助土耳其，对埃及进行武装干涉。
1840年，四国与土耳其签订《伦敦条约》，宣布共同保证奥斯曼帝国的完整与独立。
雄心勃勃的穆罕默德・阿里拒绝了《伦敦条约》中埃及必须承认土耳其苏丹最高统治权的条款，英国遂派出海军与陆军对埃及实施军事行动，迫使埃及承认自己仍是土耳其藩属，并放弃对叙利亚的要求以换取对埃及的世袭统治权。
英国这种撇开法国、孤立法国的做法引起法国人的强烈不满，但帕默斯顿很善于运筹帷幄，很快与新上台的法国基佐内阁达成谅解，将法国拉了进来，五国和土耳其于1841年在伦敦再签《海峡公约》（Straits Convention）。
伦敦国会广场上的帕默斯顿塑像
公约规定，土耳其在和平时期禁止所有外国军舰通过黑海的两个海峡。
这样，就巧妙地废止了《温卡尔―伊斯凯莱西条约》的有关规定，改变了俄国已获得的土耳其保护人地位，
将土耳其特别是黑海海峡置于欧洲列强的共同监督之下。换句话说，英国终于将俄国人在土耳其以及黑海海峡的优势地位扳了过来。
英国对1828年、1839―1840年东方危机作出的反应，均是由对帝国东方通道安全的担心所致。
换言之，如果不存在通向印度的陆路，英国对近东地区就不会那么敏感。正如英国学者克劳利（C. Crawley）在《1815―1840年英俄关系》一文中所分析的：
“如果英国人与印度的联系只有通过开普一条路，那么他们对俄国人在巴尔干做什么的关注就会大大减少。”
英国运用外交手段剥夺了俄国对黑海海峡的控制权，俄国人对此始终耿耿于怀。
1848年欧洲革命中，沙皇俄国由于充当了欧洲宪兵而野心迅速膨胀，急于寻找突破口，将势力进一步打入土耳其帝国。俄国选择的策略是拉拢英国，诱使英国与俄国两家共同瓜分土耳其的属地，前述尼古拉一世对英国驻俄大使的谈话，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街头的路障》，一幅反映1848年欧洲革命的油画。背景为巴黎先贤祠
尼古拉一世瞄准埃及对英帝国东方贸易通道以及印度的重要性，直截了当地将埃及甚至克里特作为诱饵抛给英国：
“在土耳其帝国崩溃后瓜分奥斯曼的遗产时，你们取得埃及，我是不会反对的。至于克里特岛我认为也是这样。”
但这毕竟只是俄国的如意算盘，不仅英国的帝国安全战略反对任何肢解土耳其、破坏欧洲平衡的图谋，
就是其他欧洲强国也不愿俄国人在土耳其得手。
奥地利对巴尔干有领土野心，但同时又不愿奥斯曼帝国的欧洲属地天下大乱，唯恐会殃及自身对境内各被压迫少数民族的统治，这就决定了它宁愿维持现状的基本立场。
而法国新上台的路易・波拿巴，一方面急于树立自己的形象与威望，另一方面要设法拆散因拿破仑战争而建立起来的大陆同盟，重新建立法国在欧洲的霸权地位。于是，从1850年起法国借耶路撒冷“圣地保护权”问题发难，并成功地利用英俄之间的根本利害冲突，与俄国展开了争夺。
克里米亚战争期间的塞瓦斯托波尔围城战
拿破仑三世与尼古拉一世的较量，最终演变成1853―1856年英、法、土、撒（丁）联合对俄的克里米亚战争。
这场战争是英法两国“自克伦威尔时代以来首次对一个共同敌人作战”，也是维也纳体系建立以后的第一次欧洲大战。
英国人其实对拿破仑三世并不信任。为了阻止法国影响与势力在埃及的扩展，当1854年埃及与法国人勒塞普订立租让合同，同意法国成立运河公司开挖苏伊士运河时，帕默斯顿曾经极力阻挠反对。
但他们同样不信任尼古拉一世。尽管尼古拉一世急切地表现出要与英国修好的愿望，但目的是为了让英国在未来可能的危机中至少保持中立，以便自己抓住这次冲突的机会夺取土耳其帝国的遗产，而这一点恰恰是英国人最不放心并要坚决反对的。
在克里米亚战争爆发之前，英国人普遍对俄国的野心满腹狐疑，《曼彻斯特卫报》（Manchester Guardian）称尼古拉一世是“一个寡廉鲜耻的绅士”，一些人相信俄国人打算夺取英吉利海峡的岛屿并进攻比利时，另一些人甚至担心尼古拉一世想要作为罗马教皇的代表入侵英格兰。
内阁中，外交大臣帕默斯顿是最激烈的主战派，约翰・罗素也认为战争不可避免。1853年11月，土耳其舰队在宣战不久即被俄国舰队消灭，英法两国群情激昂，拿破仑三世提议立即向黑海派出联合舰队，《泰晤士报》为向俄国人开战推波助澜，英国驻土耳其大使斯特拉特福德・坎宁（Stratford Canning 1786―1880，1st Viscount Stratford de Redcliffe）欢呼“感谢上帝！战争终于来了”！帕默斯顿甚至因为阿伯丁首相迟迟不采取行动愤而辞职。
帕默斯顿的辞职只持续了10天（1853年12月14日―24日），阿伯丁内阁就在巨大压力下批准派出舰队。
历史证明，克里米亚战争对于俄国是一场大灾难。
1854年初，英法联合舰队进入黑海，向俄国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俄国退出多瑙河两公国，遭到俄国拒绝后英、法向俄宣战，同时宣布与土耳其结成同盟。
英国、法国和奥斯曼的指挥官在战场上开会
撒丁王国为将来与奥地利作战时得到拿破仑三世的支持，于1855年初与法结盟，并派出军队支援英、法。奥地利因为俄国占领多瑙河两公国损害了自身利益，不仅拒绝支持俄国，而且以大军相威胁，要求俄军从两公国撤退。
普鲁士此前已与奥地利结盟，因此也站在奥地利一边。这样，俄国陷入外交上的绝对孤立，自然逃脱不了惨败的命运。1855年，绝望的尼古拉一世自杀身亡，继任者亚历山大二世准备媾和，1856年，作战双方经谈判签订了《巴黎和约》。
克里米亚战争中，南丁格尔护士带领志愿者改善了野战医院的卫生条件，极大地提高了英军受伤士兵的生存率和护士的地位
《巴黎和约》大大遏制了俄国的扩张野心。
其核心内容首先是宣布列强共同保证土耳其帝国的独立与完整；其次是决定黑海中立化，只对商船开放，除土耳其自己的军舰外，禁止各国军舰通过黑海海峡。前者使俄国难以继续推行瓜分土耳其属地的战略，后者则完全堵住了俄国军舰从黑海进入地中海的可能。
俄国本来意欲通过圣地保护权的争执进一步确立自己在土耳其帝国的优势，现在不得不宣布放弃对土境内所有东正教徒的保护；本来意欲通过占领和控制多瑙河两公国，扩大自己在巴尔干的地盘，现在却不得不割让部分领土，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虽获得了自治，但却是由列强共同保证；本来意欲乘机颠覆1841年《海峡公约》对俄国军舰的限制，重新获得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出入的自由，扩大对黑海的控制，
但现在却连在黑海沿岸保留兵工厂的权利也丧失了。
英国成功阻止了俄国在近东的扩张，进一步加强了自己在欧洲大陆的声威，无疑是克里米亚战争的最大赢家。
但这场战争给帝国安全带来的新问题，却是谁也没有料到的：俄国向西南方向的扩张受阻后，转而在中东以及中亚地区采取更加积极的扩张政策，俄国的扩张野心与势头，就像是一把悬在帝国东方通道上的“达摩克利斯剑”，使印度的安全面临更直接的威胁。
英俄之间自19世纪初期以来在该地区博弈的“大棋局”（Great Game），也由此进入更尖锐的对峙。
英国人其实早就注意到，俄国人对帝国安全的威胁集中在中东地区，只要俄国势力进入两河流域，就能在波斯湾建立永久的海军和商业基地。
接替坎宁担任外交大臣的威灵顿公爵对1829年的俄土《亚得里亚堡条约》一直就强烈不满，除了认为独立后的希腊无疑将倒向俄国外，最担心的是俄国能以在小亚细亚占领的地盘为基地，将势力扩张到幼发拉底河流域，而这种扩张显然最终会对英属印度构成严重威胁。
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流域（黄色）
1834年英国议会成立特别委员会，调查通往印度的蒸汽船航行事宜。一个叫皮科克（T. Peacock）的人在委员会作证时说：“在警戒俄国人方面，我们所有的政治利益在波斯湾，而不完全是在红海，在那里，我们并没有政治或商业上的重要性。”
此后，英国便决心要在中东开辟一条陆上通道，以阻止俄国侵入波斯湾的企图。这条通道由骆驼运输队从巴格达到大马士革，再到地中海岸边的贝鲁特，从那里与来自亚历山大港的汽船相连。
在波斯湾一边，则由印度海军从巴士拉（Basrah）沿幼发拉底河进行航道探查。
1842年航道探查任务完成之后，英国依然在那里保留一艘武装蒸汽船，以保护英国在巴格达的利益。
俄国扩张方向与重点的东移，促使英国将波斯湾的安全提到新的战略高度。
为了遏制俄国的扩张，英国必须扶持土耳其帝国，保证它的独立与领土完整，而为了保卫印度，英国同样必须保证波斯湾的安全，保证伊朗的领土完整。
波斯湾
因为，波斯湾是印度海上边界的一部分，帝国对波斯湾控制的任何放松，或俄国对中东地区的军事渗透，都可能危害这条经阿拉伯半岛通向印度的陆路交通，甚至直接危害到英属印度的政治稳定。
英国和俄国在伊朗的争夺开始于19世纪初。
伊朗在地域上东起帕米尔高原，西至两河流域，北靠里海沿岸，南临波斯湾及阿曼海，北面、东面和南面分别与俄国、阿富汗和印度接壤，对“大棋局”的双方来说战略地位都极为重要。
俄国首先于1801年吞并格鲁吉亚，又通过1804―1813年第一次对伊朗的战争，夺取伊朗外高加索阿塞拜疆地区，并取得在里海建立海军的权利，以及在伊朗的贸易特权。
1827―1828年，俄国发动第二次对伊朗的战争，伊朗被迫承认俄国占领亚美尼亚，在经济上也进一步依附俄国。
英国则主要采取签订条约以及在俄国侵伊战争中支持伊朗的方式，取得了在伊朗的贸易特权。因此，俄国在19世纪初期的争夺中显然占了上风。
1838年，伊朗统治者在俄国人支持下试图占领阿富汗西部的汗国赫拉特（Herat）。英国人立即表示强烈反对，因为赫拉特在地理上被认为是通向印度的大门。
帕默斯顿派出东印度公司的英印军队，于1839年占领了波斯湾的哈尔克岛（Kharak），靠近伊朗西南海岸。英国两年后撤离该岛。为避免与英国的战争，伊朗只得作出让步，放弃对赫拉特的围攻。但是伊朗并未放弃其目标，于1856年再次进攻并占领了赫拉特。
英国立即向伊朗宣战，从南部攻入伊朗，但很快英国因处于第二次鸦片战争，无力两头兼顾，遂于1857年与伊朗签订和约。伊朗同意放弃对赫拉特汗国的要求，并表示将来再发生冲突时请英国人出面调停。
从这一回合来看，英国人明显占据了优势。此后英国加紧对伊朗的经济渗透，19世纪60年代成功地取得在伊朗架设电报线、开办电报局的特权。
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又先后获得开办银行、开采石油的特权，将伊朗南部变为英国的势力范围。
与此同时，俄国从北部加强了对伊朗的政治控制与资本渗透，其手法也与英国大致相同。
但总体上，无论是政治还是经济，俄国在伊朗的影响都要超过英国。英、俄对伊朗的争夺愈演愈烈，直到1907年双方签订《英俄协定》，划分各自势力范围并设定中立地带，才算告一段落。
如果说为了印度以及帝国阿拉伯半岛陆路交通的安全，英国与俄国在伊朗和波斯湾地区一个世纪的争夺基本算打了个平手的话，那么，英国为构筑印度北方边境安全屏障所作的努力却没有如此幸运。正是在中亚的阿富汗，英国经历了“在东方直到1942年以前英国陆军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失败”。
阿富汗与印度的西北部接壤，和波斯湾的伊朗相比，它是一个更加敏感的地区，被同时代的英国人称作“印度花园的围墙”。
由于俄国一直在中亚积极扩张，英国政治家从不敢掉以轻心，为了印度的安全，在战略上英国显然必须控制阿富汗，以阻止俄国势力的南下。
19世纪上半期的阿富汗内部分裂成三个独立汗国，其中喀布尔（Kabul）的统治者为多斯特・穆罕默德汗（Dost Muhammad Khan 1793―1863），坎大哈（Kandahar）的统治者是穆罕默德的弟弟，赫拉特的统治者则是这两兄弟的对头。
对此，英国首先采取扶植亲英分子上台的策略，1838年英军进入阿富汗，将立场亲俄的穆罕默德汗从王位上赶下台，用已被放逐30年的苏贾汗
（Shah Shuja）
取代他，并向喀布尔派遣一支6000人的军队，以支持新国王上台。1839年英军先后占领坎大哈和喀布尔，但被推翻的穆罕默德及其支持者进行了顽强抵抗，战争一直持续到1842年，最终竟然以英军撤出喀布尔时的全军覆没而告结束。
《大军残部》，伊丽莎白・巴特勒绘于1879年。画中人为威廉・布赖登，为自喀布尔撤退的英军中唯一生还者
在四年的侵略阿富汗战争中，英国共损失兵力1.8万人，军费1500万镑，这样的惨败在帝国扩张史上是从未有过的，同时代的英国人曾哀叹“光荣、旗帜和我们的军队都在阿富汗丧失了”。
但19世纪的英国著名历史学家乔治・马考莱・特里威廉对此却有另一种说法。他认为，“这也许最终对英国人倒是一种赐福”，
因为，此后英国对阿富汗执行了新的政策――让阿富汗成为在俄国亚洲属地和不列颠之间的一个缓冲国，“正是由于独立的阿富汗的存在，我们从未与俄国的亚洲部分发生武装冲突”。
特里威廉的评述不无道理，因为重新上台的穆罕默德汗试图借助英国的支持实现了阿富汗的政治统一。1855年，他与英国人签订条约，英国承认坎大哈为阿富汗领土，穆罕默德汗则保证与英国保持友好。
1863年，穆罕默德汗去世，其子谢尔・阿里（Sher Ali Khan 1825―1879）继位，因政权不稳需要英国人金钱支持，与英国的关系更加密切。
英国不仅向他提供军火援助，还派出军官帮助训练阿富汗军队。至此，英国人似乎取得了几年侵略战争所没有得到的东西。
然而，英国控制阿富汗的目的是保卫印度，只要俄国人在中亚的扩张不止步，英国人实际上就永无宁日，因为印度的安全对于英帝国是利害攸关的。
19世纪中期正是俄国在中亚大踏步前进的时刻，从60年代起至70年代初，俄国先后攻占里海东岸的浩罕、布哈拉、希瓦三个汗国，将其合并为“突厥斯坦”（Turkestan），与印度的地理距离更为接近，这当然是英国人不能等闲视之的。
第一次侵略阿富汗战争失败之后，英国在防卫上采取的一个重要措施，就是将东印度公司直接占领地区向西北方向推进。
1843年，英国首先用武力公开兼并了印度的独立土邦信德。此后又经过两次战争，打败了强悍的锡克人，于1849年兼并邻近信德的旁遮普，大大加强了印度西北边境的防卫。
在英国和锡克的战争中，英军见识了锡克人的英勇
由于俄国在中亚的迅速进逼，阿富汗对印度安全的地位显得更加重要，而此时阿富汗统治者却因与英印政府产生矛盾开始向俄国人靠拢。因此，
整个19世纪70年代―80年代，英俄之间冲突频频发生，争夺进入了白热化阶段。
1878―1880年，为了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英国借机对阿富汗发动第二次侵略战争。根据《甘达马克条约》（Treaty of Gandamak），阿富汗建立起亲英政权，接受英国保护，并不得与其他外国有直接政治关系，成为英国事实上的附属国。
1878年的政治漫画，阿富汗统治者在熊（代表俄国）和狮子（代表英国）之间左右为难
这样，英国终于在俄国和印度之间建立了一个由英国控制的缓冲国，为印度帝国的安全构筑起一道可靠的保护屏障。
尽管此后俄国人并不甘心，两国在阿富汗的争夺依然尖锐，但英国的优势地位已经基本奠定下来。
印度总督寇松因此踌躇满志地说：“阿富汗、里海以南的地区、波斯……对我说来是一局正在下的棋盘上的方格，这盘棋的赌注是世界统治。”
但是，斗转星移，物是人非。随着19世纪末德国势力向土耳其和伊朗迅速渗透，以及其他因素的改变，德国成为英、俄两国共同的敌人。
在1907年《英俄协定》中，俄国承认阿富汗是英国的势力范围，允诺不向阿富汗派遣代理人，在政治上不直接与阿富汗人打交道；而英国则保证不兼并阿富汗的领土，不干预阿富汗的内部行政事务。
至此，英俄两国在中亚地区近一个世纪的“大棋局”最终结束。
（本文摘自钱乘旦主编的八卷本《英帝国史》中的第五卷，江苏人民出版社2019年10月第1版。内容有删改。经出版社授权刊发。）
主编简介
钱乘旦，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历史学学部委员，国家社会科学奖金专家评审组成员，中国英国史学会名誉会长，英国皇家历史学会通讯会士，北京大学学位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院长、博雅讲席教授。长于英国史、现代化和世界近现代史研究。著作有《在传统与变革之间：英国文化模式溯源》《第一个工业化国家》《走向现代国家之路》《二十世纪英国》，主编有《世界现代化历程・总论卷》《英国通史》《英帝国史》等；译著有《剑桥艺术史》《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帝国斜阳》等。
部分作者简介
姜守明 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历史学教授
黄光耀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教授
张亚东 湖南工业大学纪委书记、教授
郭家宏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张本英 安徽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张红 南京大学世界史专业副教授
洪霞 南京大学世界史专业副教授
刘明周 华中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国际事务所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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