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果在他的写作如日中天的时候，开始膨胀——政治野心攫住了他，从此十年间暂别文学。而立之后的雨果，常常因自己在公众视野不能发挥什么作用而凄然不安。他的诗歌大多讴歌森林、太阳和美丽的情人朱丽叶。但是，对于一个希望成为“精神领袖”的人来说，这当然不足以充实他满怀抱负的一生。雨果极想跻身于那些治国安邦的伟人之列。他的榜样是那些法国贵族院议员、大使、外交部长，这才是他当时希望走的“光明大道”。只是在路易·菲利浦时代，一个作家想获得法国贵族议员的头衔，必须首先是法兰西学士院院士。而作为法国封建文化的最高领导机构，统治者只希望把文学艺术置于专制王权的直接控制之下。而对此，在其戏剧《欧那尼》上演期间，雨果还组织作家对专制王权痛加指责。

然而，自从1834年起，雨果雄心勃勃，为自己订下的第一个目标就是进入法兰西学士院。他以顽强的意志发起了冲锋，先后发动五次“狙击战”，前四次均以失败告终。第五次，有了大仲马助威，以及一个偶然因素——一个院士离世空出一个名额，雨果以十七票对十五票的优势胜选。

院士雨果的“帝王气派”使其政治雄心路人皆知，一位亲王夫人幻想自己成为法兰西女王时的“内阁名单”，第一个竟是“作战部长兼议会主席：维克多·雨果”。1838年左右，雨果频繁出现在德国莱茵河畔，这时他极为火热地靠近德国公主奥尔良公爵夫人，并想在法德双边关系中发挥一个作家的作用，从而进入公共事务领域。他在《莱茵河游记》末尾加上了一个政治性结论：“普鲁士人把莱茵河左岸还给法国，作为交换，普鲁士人将得到汉诺威、汉堡这两个自由城市……”这些言论，让他成为世人眼中一个十足的“国务活动家”。

这期间，与雨果的政治野心一起膨胀的，还有他对女人的征服。应该说，青年雨果还是一个纯洁、阳光的大男孩，对妻子阿黛尔忠诚挚爱。但随着他文名日盛，先是出现了第一个情人朱丽叶，她曾是他戏剧中的一个女配角；第二个则是美艳绝伦的画家之妻莱奥妮·多奈。那时雨果的日常生活是这样的：白天带朱丽叶在法兰西学士院参加活动，晚上与妻子和孩子们一起进餐，餐后的整个夜晚则属于多奈。雨果对新鲜的肉体饥不择食：青楼新手、情场冒险女郎、使女、妓女，来者不拒。更甚者，他还从儿子夏尔手中夺走21岁的美丽女孩爱丽丝·奥齐。

雨果的近天命之年，是他追逐政治最为狂热之时，也是他离开文学最为彻底的时期。当初疯狂追求法兰西学士院学士时，他还能在冰冷的小屋里写作。随着他进一步地介入政治，到1845年，巴黎人已经以为他“不再写东西了”。那段时间他也确实奔仕途去了——自从穿上绿袍，更想穿上法兰西贵族院议员的“黄袍”。为了这一目标，他通过奥尔良公爵夫人求助她的公公，贵族院终于接纳了“雨果子爵”。

随着“黄袍”加身，人们纷纷议论他“可能哪一天成为部长”，并传说他极可能成为驻西班牙大使。他幻想更高官衔，跟国王打得火热。政权频繁更迭时，雨果不惜动用心计，让他的情人曲意讨好国王。这时的雨果官气十足，踌躇满志，写作已成老皇历。

官场是好玩的吗？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混乱交战中，雨果左冲右突，经常因站错队而付出代价。这时，他已感到应付官场不那么容易了。1850年法国大暴乱之时，雨果流亡。流亡第一站便是布鲁塞尔。离开巴黎的王宫豪宅，坐在龙街的破楼阁中，雨果开始想念写作了。他让朱丽叶带着他的手稿前去会合，而多奈正给雨果抄写手稿《冉阿让》（即后来的《悲惨世界》）。巧合的是，大仲马此时躲债也来到布鲁塞尔，时常与他谈论文学，这更勾起雨果对写作的怀念。

不久，他被驱逐，来到第二流亡地——泽西岛，住在推窗就能看到大海的“望海阁”。到泽西岛，有阿黛尔和一双儿女陪伴，朱丽叶则被悄悄安排在“望海阁”不远处居住。这时，他终于回归了写作，重新拣起《悲惨世界》。

雨果曾一度靠扶乩展望未来，可见其思想的迷乱。而在思想彷徨，精神迷失之际，雨果终于明白，这一生，自己能抓住的，只有写作。之后，他被再度驱逐到盖纳西岛。这时，他完全恢复了写作，也终于明白了评论家拉马丁的话：名望是世界上最脆弱的东西。

流亡把雨果从社会上挤走，却使他达成最终的文学回归。作为后世的我们，该如何庆祝这伟大的回归呢——《悲惨世界》《海上劳工》《九三年》《笑面人》，以及无数的诗作，都得之于他的两岛流亡。（刘世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