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检察院剖析小官巨贪：办事员贪污千万

在不少人看来，贪腐涉案金额达百万、千万元的肯定是位高权重的“大官”。殊不知近年科级以下干部频频成为各类贪腐大案的“主角”。记者昨日获悉，2015年以来，广东省检察机关共办理科级以下干部“小官巨贪”涉嫌贪污...

在不少人看来，贪腐涉案金额达百万、千万元的肯定是位高权重的“大官”。殊不知近年科级以下干部频频成为各类贪腐大案的“主角”。记者昨日获悉，2015年以来，广东省检察机关共办理科级以下干部“小官巨贪”涉嫌贪污贿赂100万元以上的案件148件201人。通过研究分析，办案部门发现这些“小官巨贪”案件呈现单笔犯罪数目更大、作案向利益同盟发展、方式更隐蔽、发案行业更关乎民生等四个新趋势。

贪腐单笔数目更大

据介绍，检察机关过往查处的科级以下干部贪腐案件，多数通过少量多次、长期蚕食的方式敛财。“小官”长期扎根基层，关系网错综复杂，或经手收支单位大笔经费，或处于直接掌握项目管理、招投标、物资采购、工程款结算等环节的优势资源岗位，“含金量”很高，对行贿人有直接的影响力，故其收受贿赂的单笔数额更大。如广东移动茂名分公司原副经理陈某利用负责项目招投标的职务便利，收受贿赂530万元，其单笔数额少则20万元，多则300万元。

“小官大贪”的犯罪手段从过去简单的以权谋私和监守自盗转为运用专业知识、利用程序或制度漏洞作案，隐蔽*增强。如虚开公务消费等名义的发票侵吞公款；虚报冒领骗取国家补助资金；借用他人名义办理不动产权属登记等。如东莞长安经济科技信息局一名办事员，利用初审企业申报“中央财政关闭小企业补助资金”材料的职务便利，两年内先后骗取该项国家补助资金共1200余万元。

贪腐者发展利益同盟

据介绍，当前反腐大环境下，单人作案风险、难度较大，“小官”多选择集体犯罪组建利益同盟，上下级之间形成利益均沾的贪腐链条，内外勾结。如佛山南海区地税局里水分局高某映等四人受贿案，四人借负责房地产过户审核、计税、二手房减免税审核等职务便利，采用放松审核程序、虚假办理临商申报个人所得税业务等方式，为中介代办人员代理的购房客户谋利，八年间受贿达670万元。

此外，近年来国家对民生的补助补贴项目有所增加，种粮种植、生猪补贴、退耕还林等补贴补助容易被截留挪用，粤东西北地区尤为明显。如肇庆市怀集县农业局原副局长孔某某贪污案，嫌疑人借用何某某、梁某某经营生猪养殖场的名义，伪造相关材料骗取畜牧业专项资金110万元。

探因：

监管抓大“小官”钻漏洞 岗位固化易结“利益网”

检察机关对照分析发现，部分干部热衷于迎来送往，没有将实权用在为民谋福祉上，反而用来谋取私利。有的职务上升空间有限但掌握权力资源，遇到拉拢腐蚀，贪腐行为极易发生。如广发银行东莞分行原行长卢某斌，在临近退休时有意识为退休后生活做准备，向他人索取钱财用以购买汽车。

此外，有的权力缺乏监督。现有监管机制主要体现为“抓大”和“抓总”，对职位低的基层干部监督偏弱；从行业看，查处的案件多在权力较封闭的行业或环节，如供电、金融、铁建等，外部监督较难介入。还有民主监督被架空的情况，一些领导干部不公开权力、财务清单，内部民主监督流于形式；有些基层领导干部与上级领导干部结成利益同盟，导致纵向监督不到位。

“基层干部岗位固化”也是原因之一。有些干部长期负责某个领域、某项业务，在工作中建立了丰富的人脉关系后，如果缺乏有效监督，容易让权力寻租人钻漏洞；越是在基层，权力生态中的“熟人社会”特征就越明显，血缘、同乡、同学等关系形成特定利益关系，久而久之成为集体腐败的“小王国”。

同时，小额贪腐处理不能有效警醒。由于小额贪腐往往不易被发现，发现后或因够不上刑事处罚，仅作纪律处分或不了了之。有些官员心存侥幸，在贪腐的路上积少成多、越走越远，慢慢成为“小官巨贪”。

建议：

重点岗位定期轮岗 基层权力公开运行

对该类犯罪呈现的新趋势和产生的原因，广东省检察机关建议要建立健全内控机制，适度分解部门及个人权力，对重点领域重点岗位工作人员定期交流轮岗，严格实行回避制度。同时推进基层权力运行公开化，对群众切身利益事项、腐败易发多发领域和环节进行公开，推动各项权力在网上公开、透明、高效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