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议取消高校级别

建议取消高校级别有人欢喜有人愁!中国的高校有行政级别，在高校工作的人也有仕途发展需要，院长是处级，副校长是副局级，常务副校长是正局级，校长是副部级，一旦在本校难以进步，调任它校或进入党政机关晋升自是合...

建议取消高校级别 有人欢喜有人愁!

中国的高校有行政级别，在高校工作的人也有仕途发展需要，院长是处级，副校长是副局级，常务副校长是正局级，校长是副部级，一旦在本校难以进步，调任它校或进入党政机关晋升自是合理通道。但是，对于学校发展来说，行政*彩过浓，学术氛围必然就要变淡。因此，每到全国“两会”上，云集了众多高校校长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群体，必然要对这一问题响亮发声。

有意思的是，今年发声的人，正是上文提到的林建华，被称为“改革校长”的他对解决高校行政化的问题提出了更为直接的建议：“如果能够把级别去掉是最好的，如果真是去掉了，那对于去行政化肯定是有好处的。”

看到这，小伙伴们惊呆了，高校去掉行政级别，校长、书记就都没有级别了。这位副部级的北大校长，竟然建议取消自己的行政级别，可见高校行政化已让校长感受到了“切肤之痛”。

高校去行政化，谈了很多年，只听声响，动静不大。长安街知事（微信ID：Capitalnews）清楚地记得，几年前，人大原校长纪宝成作为人大代表，就是去行政化呼声最高者，每次一谈到这一问题，他必然言辞激烈纵论一番，引来媒体围观无数。而事实上，他本人却将“行政化做到了极致”，有人大教授称，每逢校内开会，会议都会按照严格的顺序排座、发言，任何环节都不可越级，中央巡视组到人大巡视也特别提到干部职工反映学校行政化*彩浓。现在回想纪校长当年的言论真是有种啪啪打脸的赶脚。

去年刚刚成为清华大学副校长的全国人大代表施一公也“吐槽” ，最近一些高校的会议很多，“行政化”趋势加重。不过，他并不Care校领导的级别问题，在他看来，“行政化”并不体现于校长、副校长的行政级别。而是指教授和科研人员不把主要精力用于科研和学术上，却用在了冗长的行政环节中。

高校的根本使命是培养人，高校制度建设的最终目的是有益于提升培养人才的质量。如果大学是一个行政化的机构，自上而下地执行命令，是不利于完成人才培养的根本任务的。在这一方面，无论是教育部门领导、校长、教授还是学生，都能达成共识。但问题的关键是，高校去行政化说了这么多年，为何就难见行动呢？全国人大代表、南开大学校长龚克接受采访时就说，加快去行政化已经在中央文件里面多次出现，但这方面的步伐迈得非常慢，对此我个人觉得是很不满意的，我们应该果断地加快这方面的工作进程。

慢，确实有慢的道理。因为，这影响着很多人的利益。从人事格局上来说，高校行政化的受益者不少，特别是从事非教学工作的干部，他们的收入、名望虽然没有教授们高，但掌握着科研资金分配、人事考核、招生就业等关键环节的权力，在学校里是“能办事、会办事”的人物，由于高校建设发展的需要，他们与行政管理部门沟通、对接、办事的才能和地位不可替代，因此校内地位显赫。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本身走的就是从政之路，而非治学之路，“级别”是工作的最大目标，当了处级，自然就要“瞄准”副局级，而高校的副局级干部就是副校长，最终也就诞生了许多财务处长、后勤处长、办公室主任出身的校领导，他们对行政工作更为熟悉，采用的工作方法也更为行政化，久而久之，行政化的*彩自然越发浓厚。

说到底，关键还是从上到下的“级别”问题，林校长看来已经抓住了问题的要害。《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也提出，要推动公办事业单位与主管部门理顺关系和去行政化，创造条件，逐步取消学校、科研院所、医院等单位的行政级别。取消级别的意义在哪？不得不提纪校长的一句名言，他说，“去行政化”并不是不要行政管理。事实上，用行政手段来管理学校，本身就是对“级别”一种强化，因为行政管理强调下级对上级命令的执行，高校的行政部门有了级别，自然就是在“管理”老师和学生，而非服务了。

很多高校都在做一些尝试，如建立学术委员会，成员由学者和教师推荐，又比如院长和教授团队采用聘任制等等，试图通过一些“编外”的办法来解决问题。有分析指出，“一校两制”并不符合中国国情，因为大家敬畏“级别”，只要“级别”存在，没有级别的必然在有级别的人面前身份尴尬，更别提相互制约甚至是提要求了。

从实践上看，“取消级别”并没有那么难。当前的群团组织改革就提供了很好的范本，上海在试点中任用了三名兼职的团市委副书记，没有行政级别，一样为青年服务。这一模式，可为高校改革提供借鉴。

任何改革都要有个突破口。我们在谈论作风建设时，总喜欢用以上率下一词，此言确是真理，取消行政级别，也有个示范引领的过程。从这点上说，林校长确实是位坚定不移的改革者。

高校不能承受的无行政级别之“轻”

尽管在公共场合一再表示坚决赞同高校“去行政化”，但实际上，对于取消高校行政级别这个问题，一些大学校长仍有些“纠结”。

2010年，全国两会期间，时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的纪宝成在谈论“是否应该取消高校行政级别”时，直言不讳地说：“如果全社会都是以行政级别为导向，那单独取消高校的行政级别就是贬低教育。”

在此之前，纪宝成也曾多次批评高校“行政化”。2009年，纪宝成在参加高等教育论坛时作了“关于学术权力的几点思考”的演讲。他遗憾地讲到：“我曾亲眼目睹一位年轻的处长把一位老教授教训得说不出话来。所以，现在越来越多的大学教师开始在意‘位子’而不是教学质量”。

纪宝成的“单独取消高校的行政级别就是贬低教育”之说一时引起争议，也有大学校长和教授认为纪宝成的话道出了高校的“为难之处”。

“大学是要跟社会各个方面打交道的”，葛剑雄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比如，大学的图书馆要订港台的报刊就有规定，只有局级以上的单位才能订，不是局级以上的单位，就不能订。又比如，我们学校有一定的行政级别，所以我们办理出国手续由学校审批，否则就要由市政府和省政府来审批”。

虽然纪宝成也表示“我举双手欢迎大学没有行政级别时代的到来，没有行政级别的这种社会变革相信会逐步扩大”，但是让他担忧的是，“在全社会都有行政级别的情况下，单独把大学的行政级别取消了，学校和社会的交流，比如资源配置、人才交流、信息沟通等等这些就失去了重要的基础”。

另一个事实是，高校行政人员的待遇往往与行政级别挂钩。北京大学校长周其凤曾很坦诚地说，“取消级别后，今后开会要习惯坐最后一排，坐飞机不能再走VIP通道，失去阅读学习某些文件的机会，也要做好不当干部的准备”。

有人提出“取消行政级别将对高校不利”的说法，遭到了质疑。“取消行政级别对大学不利，这是典型的官本位思维。所有世界一流大学，其地位的获得，靠的都不是行政级别，而是教育质量和学术成就。”熊丙奇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取消高校级别、实行校长公开遴选，首先必须打破来自既得利益者的阻力——包括拥有级别的校领导、高校内庞大行政机构的众多行政人员。大学应该根据自身发展情况来设计管理体制，并建立脱离于官本位体系的教育价值体系。大学不能满足于成为‘一级政府’，学校领导不能把自己定位为官员。”

然而，在高校“去行政化”的实践中，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却坦言：“我们去掉行政级别之后，政府和相关教育部门面对没有级别的南科大，觉得凡是可以管的事情都要来管，而且会按照行政部门对教育的理解来管。”

有专家认为，不能把高校“行政化”问题只归结于行政级别，“行政化”问题的实质是“行政部门的权力过于集中”。高校内部面临着如何处理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关系，而高校外部也需要行政部门放权。

“有行政级别不等于一定要‘行政化’。新中国成立之初，很多大学的领导都有很高的行政级别，比如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吴玉章，但并没有人反映‘行政化’。他们同样可以平易近人，同样可以跟教授打成一片。”葛剑雄说，“可是为什么近年来就‘行政化’了呢？那是因为行政部门的权力过于集中。”

对高校而言，学校领导变动也与行政级别紧密相关。近几年，教育部直属高校出现几次较大规模的领导人事调整，除了校际交流任职，还有一部分新任校长是由教育部门官员出任或者地方官员转任，高校领导和行政官员之间存在较频繁的流动。

去年，有多所“985”大学更换了校长。曾在清华大学任教的张尧学在“空降”中南大学之前，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司长。新任天津大学校长李家俊，在调任天津大学之前，身兼天津市委科技工委书记、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市知识产权局党组书记等职。

此前，公众所熟知的几位大学校长，如中国人民大学原校长纪宝成曾任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钟秉林原任教育部高教司司长。周其凤在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之前，2001年从北京大学副教务长调任国务院学位办主任，先后在教育部多个司级机构任职，2004年出任副部级的吉林大学校长职务，2008年又回到北京大学。

顾秉林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如果不要现存的行政级别，那么将来政府从学校里选人，怎样进行制度衔接，这都需要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