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为什么要全面放开二胎？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今天闭幕，会议决定：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完善人口发展战略，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积极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这是继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启动实施单独二孩...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今天闭幕，会议决定：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完善人口发展战略，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积极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这是继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启动实施“单独二孩”政策之后的又一次人口政策调整。

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尽管自70年代初以来，我国实行计划生育的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但由于我国在50年代和1962～1972年间先后出现了两次生育高峰，使得我国人口快速增长的趋势始终没有改变。进入80年代后，人口增长的速度加快，每5～7年即可增长1亿人口，如此庞大的人口将给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带来巨大压力。

1982年十二大，计划生育被确定为基本国策。实行计划生育，严格控制人口增长，坚持优生优育，提高人口质量，直接关系到人民生活水平的进一步提高，也是造福子孙后代的百年大计。身为80后的小编，出生时正赶上计划生育时期。

生育要有计划，但计划也并非一成不变，正所谓“文章因时而着，政策因时而易”。从1980年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到1984年提出在农村适当放宽生育两孩的条件，然后是2013年单独二孩政策的通过，再到今天的全面放开二孩，我国计划生育政策一直在处于动态调整的“进行时”。

全面放开二孩，为几何？

1单独两孩实践遇冷 生育率低到危险

单独二孩政策实施后，效果并不尽如人意。截至2014年12月，全国仅有不足100万对单独夫妇提出再生育申请，而此前的官方预计是每年增加200万人左右。

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经济蓝皮书：2015年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认为，中国目前的总和生育率只有1.4，远低于更替水平2.1，已经非常接近国际上公认的1.3的“低生育陷阱”。

虽然也有专家表示中国已经进入“低生育率陷阱”没有根据，但不可否认的是：人口是一个国家竞争力的基本要素。没了人口红利，在竞争力上就少了一枚盾牌。

知识贴

“人口红利” 简单通俗地理解为：由于年轻人口数量增多形成的廉价劳动力，提供给经济发展相对便宜的要素价格。对于很多发展中国家而言，廉价劳动力是发展的一个重要要素。

深入的经济学分析和实证研究都表明，在扣除技术进步和城镇化的作用外，人口衰减带来的将是人均GDP下降。如果不信的话，看看邻国——日本：长期低生育率被认为是日本经济长达20多年的停滞的根本原因。

2“银发危机”

从人口结构上看，现在中国的老年人口比例在不断上升，从2010年13.3%提高到2014年的15.5%。目前，中国已成为人口老龄化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老人生活旅居问题也在不断凸显出来。

据联合国统计，到本世纪中期，中国将有近5亿人口超过60岁，而这个数字将超过美国人口总数。

这就提出了一个严肃的课题：出生率降低，年轻人越来越少，今后谁来工作、谁来纳税、谁来养活数以亿计的老年人？

3“刘易斯拐点”隐忧

知识贴

“刘易斯拐点”，即劳动力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由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威廉?阿瑟?刘易斯在1968年提出。它指的是在工业化进程中，随着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逐步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逐渐减少，人口红利慢慢消失，最终枯竭。

与“刘易斯拐点”相对应的是“人口红利”。

从目前的现状来看，低生育率和老龄化是中国经济刘易斯拐点提前出现的关键诱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保持了高速的增长，大量的富余农村劳动力涌入城市，在催生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导致了目前农村问题频发。以“老弱病残”为主的农村人口结构已逐步凸显了农村经济的增长乏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在2014年两会期间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2004年开始民工荒，从沿海城市迅速蔓延到内地，此后再没有停止过，工资从那个时候开始上涨，也没有再停止过，而且是低端劳动者工资上涨。所以2004年肯定是一个起点。如果说区间的话，我们可以看到，2010年开始，中国15岁到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出现负增长。这是一个巨大的转折，劳动年龄人口增长不是减慢了，而是一路负增长下去了，所以让我说一个区间，就是从2004年到2010年，这个区间总共才6年，但是这个区间在日本走了30年，在韩国走了40年，中国还是很快的。

4“失独”社会之殇

近些年来，我国家庭规模不断缩小，从1982年的4.43人缩减至2010年的3.10人，独生子女家庭超过1.5亿户，家庭的生育、养老等基本功能有所弱化。许多独生子女面对沉重的养老负担，常感到有心无力、独木难支，而老人“失独”不仅是家庭灾难，也是社会之殇。

今年7月19日，杭州失独老夫妻在女儿去世百日祭双双自杀的消息令大家心痛不已，同时也不禁深思：中国第一代独生子女政策家庭逐渐步入老年，失独家庭成为一类社会创伤。失独家庭所经历的心理创伤、经济压力、医疗养老问题超过一般家庭丧子后承受的痛苦，而这份痛苦谁能解？

5男女比例失衡

下图为《中国历年男女出生比例》表。按照该图，我们可以将1950到2014的64年时间划分为4个时期，而每个时期的男女出生比例都与背后的经济社会和政策因素变化相符。

注：1950-1989年数据来自张翼：《中国出生*别比的失衡、原因与对策》，社会科学研究，1997（6）；1990-2000年数据来自庄亚尔、张丽萍：《1990年以来中国常用人口数据集》，中国人口出版社，2003；2001年和之后的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

计划生育政策自1980年开始强化，这分别体现为城市的普遍“一胎”和农村的普遍“一胎半”政策。在重男轻女思想依然普遍和B超逐渐普及的情况下，可能促使男女出生比例节节升高，从1980年的107.4上升到2004年的121.1。

政府自2002年开始“治理”男女比例失调的问题，具体措施包括明文严格禁止使用B超等技术进行胎儿*别鉴定。此外，随着城市化的提升和农村生育观念的改变，对男孩的偏好也可能进一步淡化。与之对应，男女出生比例自2004年达到峰值的121.1之后，整体上开始下降，但到2014年依然处于115.9的超高位。

男女比例失调是*别偏好、生育数量限制和胎儿*别鉴定三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缺一不可。重男轻女的观念虽然已经淡化，但依然会长期存在；禁止胎儿*别鉴定技术也不可能完全有效。因此，要使男女比例恢复正常，有效的办法就是全面取消生育限制政策。

二孩生下来，经济搞上去

全面放开二孩政策的实施，将会对我国经济社会长远发展带来一定的积极影响，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劳动力问题。短期来看，生育率的提高会对资本市场相关领域的企业经营产生影响，并带来相关投资机会。

从方正证券(7.18 -2.31%,咨询)测算的数据来看，在放开二胎后未来4年内将最多新增加5212万左右个新生婴儿。

而自第5年开始，每年新增新生婴儿数量为480万左右。以4000~5200万左右的保守数字作为假设，按16岁成年前城市农村平均抚养成本20万元粗略估算，二孩婴儿潮所蕴含的消费红利大约在每年1200亿元~1600亿元。

短期内，二孩婴儿潮的到来，将拉动相关食品、玩具、母婴医疗、儿童服饰、家用汽车（SUV和MPV）、教育行业等的发展。

中长期来看，二孩婴儿潮的到来将改变中国人口的年龄结构，减缓老龄化速度。根据购房的人口结构，20~44岁的人口是买房的主力，大部分人在25~30岁的时候就会面临首次买房置业需求。

根据测算，如果全面放开二孩，那么在2050年，20~44岁的人口比例将比不放开二胎时增加4%，增加规模达到1.28亿人。这部分新增人口将使房地产行业直接受益。

当然，长期来看，随着放开二孩后，新一轮人口红利的形成和中国潜在经济增速的提高，各类行业都将最终受益。

中国人口计划生育政策变迁史

1953年8月 政务院批准了卫生部关于《避孕及人工流产法》。

1955年3月 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控制人口问题的指示》。

1957年2月 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了：“人类要控制自己，做到有计划地增长。”当年，马寅初提出了他对人口问题的主张，发表了“新人口论”。

1962年底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

1971年 国务院批转了卫生部、商业部、燃化部《关于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报告》，提出：除人口稀少的少数民族地区和其他地区外，都要加强对这项工作的领导。

1973年 国务院成立了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在计划生育宣传教育上，提出了“晚、稀、少”的口号。

1978年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把计划生育提到国策的高度。

1979年 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提出：“鼓励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

1980年 中共中央提出：计划生育要采取立法的、行政的、经济的措施，鼓励只生育一个孩子。

1980年9月 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了新的《婚姻法》，第十二条规定：“夫妻双方都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

1982年12月 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规定：“国家推行计划生育，使人口的增长同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相适应。”

本世纪初，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做出了一些调整。符合特殊情况者，由夫妻双方共同申请，经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审批，可按人口计划及间隔期规定安排再生育一个子女，这其中就包括独生子与独生女结婚的情况。

开放时间表

2014年全国人大代表、国家卫计委科学技术所所长、首席研究员马旭3日在接受采访称，“全部放开单独二孩没有时间表”，预计今年全国共计有20多个省份实行“单独二孩”政策，由此产生的每年新增新生人口不会超过200万，对整体公共服务有一定压力，但压力不大。关于“全部放开单独二孩”，马旭表示“要慎重”。

2014年10月，有媒体报道“中国可能在两年左右向所有夫妇放开二胎政策”，国家卫计委回应称，目前暂无全面放开生育二胎的时间表。

据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栏目采访中国社科院副院长蔡昉称，中国可能在两年左右时间内向所有夫妇放开二胎政策。报道还称，放开二胎政策可能不会显著提高生育率，中国计划生育政策、金融政策、公共政策的调整将给经济增长带来巨大好处。

此消息引发广泛关注和热议，国家卫计委回应称，目前国家暂无全面放开生育二胎的时间表。

当下，全面二孩政策呼之欲出，国内不少父母却患上了“恐二”症。归根到底，还是养不起；日益上涨的育儿成本降低了国人的生育意愿。2013年底单独二孩政策颁布，但一年内全国仅有不足100万对单独夫妇提出再生育申请，不及预期一半，最终实际生育的人数更是大为减少。

育儿成本占中国家庭平均收入近半，让不少父母“压力山大”。不少妈妈在网上发帖，呼吁发放育儿津贴，对育儿家庭有所减税，或以部分育儿支出抵扣上班丈夫的个人所得税。目前，教育支出占家庭育儿支出首位，也有全国政协委员呼吁对家庭教育支出抵税。

世界范围内，家庭育儿等支出的税收减免抵扣已成为一个国家福利政策的核心。新加坡对新生儿会发放“婴儿花红”，法国、德国也有生育和家庭补贴。

一、育儿成本占中国家庭平均收入近半 父母患上“恐二”症

近年，一个名为“中国十大城市生育成本排行榜”的帖子在网上热传。算账的生育成本包括怀孕、产后养子、教育经费、生活费用等。其中，北京排名第一，养育一个孩子到成人的成本约276万元；其次是上海247万元；紧随其后的深圳和广州育儿成本也在200万元以上。

北京276万元的育儿成本令人吃惊，以近年北京市人均家庭年收入5万元左右计算，这需要一对夫妻不吃不喝工作20多年才能负担。虽然官方媒体辟谣用不到276万元，普遍来看，即使排除未来物价和教育费用上涨的情况，目前在中国养一个孩子至大学毕业，至少要花50至100万元。

当然，还有很多隐形成本未计算在内：进口奶粉、学位房、补习班、兴趣班等。瑞士信贷银行的报告称，在中国一个孩子从出生到18岁的抚养费用平均约为每年2.3万元人民币，相当于中国家庭平均年收入的43%。无怪乎很多网友惊呼“房奴+孩奴=一生为奴”。

二、中国或迎来全职妈妈时代 收入社保全无育儿负担加重

一边是育儿成本高企，一边是中国的全职妈妈日益增多。近年国内不少媒体预测，随着保姆费用的不断上涨、长辈隔代抚养引发的诸多弊病以及年轻父母对子女成长、教育的高度重视，中国或迎来全职妈妈时代。

事实上，国外全职妈妈的现象很普遍，而中国家庭双职工一直维持着高比例。2011年，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刊出一篇文章，称中国近70%的女*参与就业，职业女*的比例全球最高，同时据数据显示中国男*参加工作的比例也高达80%左右，高于美国、英国、法国等发达国家。

在职业女*比例世界第一的中国，要做全职妈妈面临着太多挑战。半年产假过后，如果选择做全职妈妈，首先面临的困境便是个人工资收入、社保全无。网易《热观察》注意到，不少全职妈妈在网上发帖，呼吁给全职妈妈上医疗和养老保险，哪怕有所折扣；同时希望能对全职妈妈发放育儿津贴，对育儿家庭有所减税，以部分育儿支出抵扣上班丈夫的个人所得税。

据《南都周刊》报道，在日本选择做全职妈妈会享受比在职妈妈更好的待遇。上班族妈妈需要向国家缴纳税款，而全职妈妈不仅不用交税，还可以享受社会保险，到了65岁以后，不管上没上过班，都可以领取国民年金太太可以不缴纳保险金就享受社会保险的待遇。即使一天都没有工作过，到了65岁也同样可以领取国民年金。

三、中国基本无育儿津贴 发达国家普遍发放育儿津贴以提振生育率

“育儿成本高涨”是个世界现象，不少国家也陷入低生育率的泥潭。为此，不少发达国家普遍实行育儿津贴和高福利政策，相对缓解了国民的育儿压力。反观中国，除了一点可怜的独生子女津贴和生育津贴，其他的育儿津贴仍遥遥无期。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驻新加坡记者曾报道，新加坡政府对拥有国籍的新生儿会发放“婴儿花红”，每个家庭的前两个孩子可以每人给家庭带来4000新元，也就是大概近2万元人民币的政府补贴，第3和第4个孩子各可得6000新元，大概人民币3万元。此外，政府还推出1元对1元的儿童培育共同储蓄，也就是家长在孩子的儿童培育户头每存入1元，政府就相应地存入1元，但是这个户头不能提取现金，只能用来支付孩子的教育和医院诊所费用等。

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的报告也指出，德国用直接的家庭补贴金改善家庭的收入状况。2001年，德国用于家庭政策方面的资金为1800亿欧元，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9%，支出了家庭抚养孩子成本的46%。不仅如此，德国还设立特殊家庭补贴，为贫困、伤残、单亲的特殊家庭提供支持。

此外，法国也实行了生育津贴、入学津贴、对单亲和贫困家庭的补贴政策。法国政府对3-6岁幼儿实行免费教育制度；对6-18岁青少年无论是在公立还是私立学校就读均发放入学津贴。

四、中国抚育子女、购买房产等支出未抵扣个人所得税

网易《热观察》梳理发现，虽然国内个人所得税征税起点提高到3500元，但中国家庭中抚育子女、购买房产、医疗支出等成本未被抵扣个人所得税，让“上有老下有小”的家庭普遍“亚历山大”。而国外不少国家对育儿家庭实行了税收减免抵扣，相对体现了国家对育儿家庭的支持。

专栏作者陈几手曾撰文分析，中国还面临一个特殊情况是，由于信用体系不完善，迟迟无法建立以家庭为单位的报税制度，也无法对有抚养孩子等行为的纳税人进行个税扣除，这就造成一个令人哭笑不得的现象，一个真实收入不高，负担重的家庭(如夫妻抚养两个孩子，丈夫工作月薪5000，妻子不工作)，其纳税额远超收入高但负担小的家庭(夫妻没孩子，夫妻月收入分别为4000元)。

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的报告则介绍，除了欧洲福利国家之外，其它后工业国家也采取了类似的家庭补贴和税收优惠政策。美国推进家庭税收的税制改革，执行“所得收入赋税返还金法案”，以减少低收入与中等收入家庭的税收负担；此外美国一人工作，全家就可享受医疗保险，日本也有如此类似措施。当下，对家庭育儿等支出的税收减免抵扣甚至成为一个国家福利政策的核心。

五、教育支出占家庭育儿支出首位 政协委员呼吁家庭教育支出抵税

升学压力、望子成龙的心态，使得中国父母在子女教育支出上特别舍得投入。有统计显示，包括常规教育支出、补习班、兴趣班、读大学费用等教育消费，普遍占据国内各地家庭育儿支出的首位。

由于实行九年义务教育，当下私立幼儿园学费太贵现象日益突出。在国内一线城市，公立幼儿园较少，稍好点的私立幼儿园每月学费多在3000元以上，贵过大学学费的幼儿园支出往往令正在打拼期的父母不堪重负。

2013年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复星集团董事长郭广昌在《家庭教育支出可有抵税额度》提案，中指出，中国目前工资薪金个人所得税免征标准统一为每月3500元人民币，按照个人所得税的定税原则，这3500元是作为维持居民基本生计的费用，未考虑纳税人的婚姻、家庭、子女负担和所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等情况。郭广昌建议，在个税每月免征3500元额度的基础之上，增加单项教育支出费用的扣除安排。

网易《热观察》注意到，目前国内个税征收未以家庭为单位申报，难以确定每个家庭教育支出的具体金额，因此有税务工作人员表示上述建议难以实施；但也有税务学者认为，可考虑以一个地区家庭教育平均支出予以“定额扣除”，这样就不用一家一户进行统计，简单便行。

民间热传了多时的“普遍二孩”重大利好消息终于在五中全会上尘埃落定。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对楼市会有多大影响？对此，某地产顾问公司首席分析师黎文江表示：家庭“普遍二孩”后，楼市最大的变化就是四房变成刚需品。生了二胎，三房单位显然是不够住的。孩子小时候尚且可以用上下床过渡。但如果孩子长大，还是需要一定的个人空间。因此，想要三代同堂，就必须父母一间，孩子一人一间，老人一间，所以四房才是刚需产品。

楼市变化的第二点体现在学位房上。对二胎家庭来说，两个孩子的教育将成为重中之重，而且也将花费父母大量精力。如果孩子能入读较好的学校，将会大大减轻父母压力。所以，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后，全国各地学区房的地位将更加不可动摇，学区房及入读名额的争夺也将愈发激烈。需要二孩的家长必须未雨绸缪。广州计划2017年全面取消择校，家长们置业无疑将更将倾向选择学位房，学位房房价将进一步水涨船高。

有房企人士就指出，四房变成了刚需，那么相应的，五房或将会变成改善型的需求产品。因为，经济条件允许的家庭会要求有保姆房。黎文江就预测，对于高档住宅而言，甚至会因此要特设公寓楼为保姆楼。

有中介人士就认为，二孩政策的实施，会令当下房产市场上最热销的三房陷于尴尬的地位。因为作为刚需户型，三房总价比两房要高，但作为改善型产品，三房却又不能满足家庭未来的居住计划。有条件的家庭将会一步到位购买四房。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于2015年10月26日至29日在北京举行。全会提出，允许普遍二孩政策。促进人口均衡发展，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完善人口发展战略，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积极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美国《华尔街日报》10月29日文章写道，推行该政策在中国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转变。

据新华社消息，中共全会公报允许普遍二孩政策。人口专家、携程网创始人梁建章对新京报记者预测，预估该政策将影响到五千万对夫妇。

梁建章表示，调整人口政策的结果是中国每年新生儿数量的增加。在两项新政之前，中国每年新出生的人口数量在1600万左右。

他预测，从“单独二孩”政策实行一年多的实际效果来看，每年受惠于新政而增加了几十万新生儿。再加上本次进一步放宽限制的“全面二孩”，根据估算，未来每年平均新增的新生儿规模预计在250万左右。

梁建章预测，目前我国20岁到40岁的育龄女*中，符合政策的可能有5000至6000千万人。此前，全国约有1000多万育龄女*受益于“单独二孩”政策。

梁建章表示，中国的生育率早已处于世界最低之列。根据中国的*别比和女*存活率，每对夫妻需要生育至少2 .2个孩子才能维持人口的可持续繁衍。他表示，从2014至2024年，中国23至28岁的生育旺盛期女*数量将从7387万降至4116万。

对于“全面二孩”放开后受影响的人群数量，亦有专家提出不同的数据。此前，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原新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全国符合再生育条件的夫妇有近一亿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