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照片上朴实的形象并不符合以上任何一个版本，这是我在两年半的研究和跟踪以及将近200次采访中得出的结论。把邓亨描述为“堪萨斯州的白种女人”就像说她的儿子是“喜欢打高尔夫球的政客”一样，是肤浅的表述。不论是不是有意而为之，这个标签抹掉了她不平凡的人生经历 她出生在女权运动、嬉皮士、反战运动之前，却有个男孩子的名字；那时候还有二十多个州的法律禁止种族间通婚，她却嫁给了一个非洲人；她24岁时成千上万的印尼人在反共大清洗中被无情地杀害，她却带着她的孩子搬到了雅加达；她将近一半的成年生活都是在一个美国人几乎没听说过的地方度过的，那里有全世界人数最多的穆斯林；她在闭塞的村庄里工作过多年，在那里白种女人是绝对的稀有物种；她还沉浸于学习打铁，这是一项从来只有男人才能从事的手艺；她是一个单身母亲，独自工作抚养两个混血的孩子；她坚信她的儿子有伟大的潜能；如同奥巴马开玩笑说的那样，她把儿子扶养成了“爱因斯坦、甘地和黑人歌手哈利·贝拉方提的结合体”；她在52岁离开人世，来不及看到她的儿子会成为什么样的人。

在对自己生活热情洋溢的叙述中，奥巴马把已过世的父亲放在了中心地位。有时候，他似乎更多地在讲述帮助抚养自己的祖父母，而不是自己的母亲。但是奥巴马也逐渐开始承认他的母亲才是真正塑造了他的人。《我父亲的梦想：奥巴马回忆录》首版发行9年之后，也是他的母亲去世九年之后，奥巴马在2004年版的的序中揭示了一个事实：如果他知道母亲活不过那一次病疾的话，他可能会写一本不同的书，其中“少一些关于没有出现的父亲的沉思，多一些对我生命中独一无二的母亲的纪念”。

远在美国的儿子只要来一封信，就能让身在雅加达的邓亨高兴一整天。她肯定也会揣测自己在儿子生命中的地位。偶尔有几次，她也惆怅地向密友吐露过这样的心情。但是她从来不会夸大自己的功劳。就像她带着堪萨斯式的冷幽默对她的儿子说的那样：“如果没有别的什么，我至少也给了你有意义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