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天性喜欢无拘无束和自由自在的生活，但也不乏适应环境的能力：德国人很在意新鲜空气，无论在家里，还是办公室，每天都要多次打开门窗通风，而戴口罩带来的那种湿乎乎和透不过气的感觉，让他们非常不适。但是，形势逼人，不习惯也要习惯。从上周开始，商店里和公交车上，德国人也正儿八经地戴上了口罩。

按照此前商定的“两周一议”的节奏，德国联邦和各州在4月15日首次决定部分开禁之后，又于4月30日再次商议进一步开放的具体步骤（Zwischenschritte）。这次的基调与上次相比基本无异：审慎的乐观，缓步地解禁。除了要求整个社会继续保持社交距离和卫生习惯之外，所有开放的领域都必须制定严格的防护措施。

这次新增的开禁领域包括以下几个：

1.儿童室外游乐场。这对儿童和家长都是一个不错的消息，虽然没有对开放时间做出统一规定，但社区必须制定必要的防护措施。

2.动物园、植物园、博物馆、展览馆、画廊和纪念馆等场所。除了遵守既定的卫生规定外，这些场地（特别是面积较小的）还必须控制好每次进入的人数，同时还要避免排队。

3.宗教集会可以恢复举行，但教会等举办方必须严格遵守防控要求。

餐饮业、旅游业以及其他一些文化设施则还需要耐心等待。联邦和各州决定5月6日之后再议。其间，相关部长会先制定方案，提出建议，但默克尔强调，何时以及如何开放这些领域，将根据具体情况而定。

在学校和幼儿园如何开放的问题上，联邦和各州尚无法达成一致。默克尔宣布，5月6日会就此问题再行商议，届时将明确规定学校和幼儿园开放的顺序和方式。

8月31日之前，民俗庆典、有观众的大型体育赛事、大型音乐会、庆典活动、乡村和猎手聚会、年度集市等大型活动将继续被禁止。至于何时以及在什么条件下恢复小型或私人活动，这次的联席会议没有作出决定。鉴于这类活动（特别是大型活动）的易传染性，政府将根据疫情未来的发展情况再作决定。

关于夏季度假问题，默克尔指出，夏日欧洲旅行问题这次没有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外交部针对全球范围内的旅游警告已经延至6月14日。这个日期之后不久，德国有些州的暑假即将开始，所以政府将在此前作出决断。

联邦和各州的联席会议只是商定一个大的框架，各州会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制定措施。因此，这次会商结果刚宣布，各州便开始“各行其是”了，其中下萨克森州（Niedersachsen）、萨尔州（Saarland）、萨安州（Sachsen-Anhalt）和萨克森州（Sachsen）解禁的步伐迈得最大最快。从现在的趋势看，原先的“联合协商，整体部署”节奏似乎很难继续保持了。

疫情中采取的限制措施，导致各州企业遭到不同程度的打击；企业状态不好，又意味着地方的财政收入大幅缩水；而财政收入的减少，又会影响各地政府的运作能力。这一连串的因果关系，是解禁过程中各州步伐不一的主要原因。

对权力的不信任

新冠病毒给德国劳动市场的冲击远远超出经济学家的预计。截至4月26日，德国共有约1000万人申请“短时工”（Kurzarbeit），而专家们此前的估测最多为300-700万之间。

“短时工”制度是德国处理经济危机时屡试不爽的一把“利器”，始于上世纪初的帝国时代。最近一次“短时工”高峰是2009年世界金融危机时，当时有330万人提出了申请。

劳工市场有“春季复兴”（Frühjahrsbelebung）一说，所以，每年四月一般是失业人数下降的月份，但新冠疫情让德国经历了战后首次“不降反升”的局面，企业的招工人数比去年同期减少了16.9万。

因此，今年的“五一节”其实有足够的理由为劳动市场担忧。换作往年，德国的大城市这一天会出现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活动，可是新冠病毒让这个有着130多年历史的国际节日变得无比“安静”：引领五一游行的德国主要工会，这次也只能各派一名代表在首都柏林的勃兰登堡门前举牌“刷存在感”，真正的活动全部由街头转入网络。

在线庆祝五一，图片来源：推特截图

没有街头游行的示威活动，有点像观众台空无一人的足球比赛，让人感觉怪怪的。当然，非常时期要求非常方式，劳工们虽然无法走上街头，但口号还是少不了的。今年的“五一”口号是：“团结起来不孤独”（Solidarischist man nicht allein）。

“口号”不仅是一种高度浓缩后的纲领性表述，也是政治组织及其代表显示自己存在和作用的“广告”。

以这次疫情为例，执政党有足够的“用武之地”，不必用“口号”来提醒选民和显示自己并非无所作为；在野党的处境就不同了，面对政府颁布的“面面俱到”的各类抗疫救市措施（不管是限制性的还是放宽性的），反对党能施展的空间的确非常有限。于是，他们渐渐告别开始时做出的与执政党“共赴国难“的姿态，回归找茬和反对的“老本行”。民主政治也的确离不开反对声音，哪怕这些声音有时显得“苍白无力”和“鸡蛋里挑骨头”。

眼下，社会上担心政府会钻“紧急状态”空子的声音越来越多，也有人开始思考联邦制和法治体系的种种漏洞，但笔者很难相信，德国联邦及各州政府会借着疫情大肆揽权，并在疫情缓解后尽量拖延放还为应对疫情而收拢的权力。然而，回顾历史，人们的担心或许并非一点道理都没有。

两德统一后，德国政府于1991年设立了一个新的税收名目，并赋予其既通俗易懂又名正言顺的名字：“团结税”（Solidaritätszuschlag）。顾名思义，一般人都认为“团结税”只是为了分担统一造成的巨大财政压力，其实不尽然。根据当时的决定，该税还有其他两个用途：一，填补海湾战争给德国财政造成的漏洞，当时德国用花钱（169亿马克）的方式，即所谓的“买单外交”（Scheckbuchdiplomatie），来换取不派兵参加那场由联合国授权和美国领导的战争。二，支援欧洲中部、东部和南部财力不足的国家，但笔者不清楚这是与统一后的德国在欧盟中承担的义务有关，还是涉及欧盟的东扩计划。

总之，这个本来只是为期一年的措施后来“稀里糊涂”变成了“无限期”（unbefristet）。之所以说“稀里糊涂“，因为大部分人都以为是为了统一大业，因此觉得义不容辞，并无怨言。由此可见，“名目”很重要，该税因“团结”二字一下子实行了29年，每个有工作的人都必须缴纳收入中的5.5%来支援统一和东德地区建设。

有道是，开源容易节流难。这个当时看来“名正言顺“的税收的确给政府增加了不小的财政回旋余地，所以，统一后德国的历届政府都不愿意主动放弃这笔收入。随着民众对该税越来越不满，现届联邦政府才决定从明年（2021）起逐步放弃“团结税”。

了解了这段历史，就容易理解人们为何担心政府有可能不会很快放弃和归还因疫情而集中在手中的权力，譬如业已扩大了的《感染保护法》（Infektionsschutzgesetz）就强化了卫生部的职权。

西方的政治制度正是基于对人性不善的那一面而设计的，因此，德国人常爱说：“信任是不错，监督更重要”（Vertrauen ist gut, Kontrolle ist bess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