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美>约翰·M·巴里：《大流感——最致命瘟疫的史诗》，2008年。
<8>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2019年。
在如何应对国际冲突方面，一战期间的美国也给出了教科书式的解决方式。事实上，
在一战初期，英美并非当前那么亲密的盟友关系，甚至可以说他们之间的冲突风险较大。
因为美国在一战爆发初期的立场是两边卖东西发战争财，但是英国作为海上霸主，却利用自己的海上霸权对德国实行禁运，禁止中立国和同盟国做生意，这样就激化了英美矛盾。对此，在1916年12月26日，美国就向英国发出了正式的抗议照会，但英国凭借强大的制海权，继续我行我素，美国无论如何抗议也并不能奈何英国。此后，
英国的封锁行动升级，以防止禁运品流入同盟国为由搜查了美国邮船；并于1916年7月18日提出了针对87家被怀疑向德国提供过援助的美国公司黑名单，禁止英国臣民与美国这些公司进行贸易，由于英国的霸主地位，上了英国的黑名单就意味着剥夺了这些公司做生意的权利。
对此，
面对英美之间日益激化的国际冲突风险，时任美国总统威尔逊宣称：“让我们建立一支比英国海军更强大的海军，随心所欲地行动”；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支海军像美国海军一样须控制如此广阔的防御区，因此，依我所见，美国海军应当成为举世无双、最完备的海军”。1916年9月8日，美国国会投票通过海军拨款法，规定建造137艘各类新舰只<9>。
因此，美军的强大并非始于二战，在经过一战的全力动员后，美国已经跻身世界一等一的强国。在美国海军日益强大后，英美之间的冲突风险非但没有成为冲突现实，英国反而日益向美国靠拢。
对于1918年的美国而言，将国家的全部资源动员起来去应对战争，既为后来近百年的American Tailwind打下了基础，也让病毒从美国肆虐到了全世界。
这一切都开始于1918年美国堪萨斯州哈斯克尔县
<10>，当地的医生在当年的1月末、2月初发现了一种奇怪的病，除了和流感一样的发烧、咳嗽之外，病人往往还伴有剧烈的头痛和身体疼痛，更为严重的是哈斯克尔县里的青壮年也纷纷染病，这就是1918年美国大流感的第一波。
由于墨菲定律的作用，某种病毒出现了小概率的致命变异，幸运的是哈斯克尔县地广人稀且深处美国中部的不发达区域，这非常不利于变异之后的病毒传播。
于是，1918年美国大流感的第一波在3月中旬以前结束了，哈斯克尔县的生活重新步入正轨，民众关注的焦点重新回到了战争上。
对美国而言，这场战争起自于1917年4月6日，美国以德国潜艇击沉美国商船为由，对德国宣战。此后，美国以战争动员为名所做的一切
<11>
，都为美国大流感席卷全球并导致四千万到一亿人的死亡铺平了道路。
其中，对于病毒传播最重要的莫过于征兵。
1917年5月，美国众议院通过《选征兵役法》，要求美国所有21岁至30岁的成年男子一律登记应征。1917年6月上旬，美国有900多万男子进行登记。在一战结束时，美国武装部队总数约为500万人，占当时美国总人口的约5%。
对于流感而言，美国在一战期间征兵的意义在于使它获得了由哈斯克尔县快速向全美乃至全世界传播的途径。
流感传播的大致路径是这样的，在征兵动员下，哈斯克尔县的年轻人被征召进福斯顿军营，福斯顿军营随即在1918年3月4日出现了轻微的流感病例。与此同时，福斯顿军营的美国士兵源源不断地向其他的美军基地和欧洲提供兵力。在欧洲，最早爆出大量病例的是西班牙，如前所述，因为它是中立国。随后是葡萄牙、希腊，6、7月间，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的死亡率猛增。德国在当年6月份也出现了一些零星病例，7月病毒到达了丹麦和挪威，8月份达到了荷兰和瑞典。在亚洲，1918年5月，一艘运输船将病毒带至了孟买，随后沿着铁路线向整个印度蔓延；同样是在5月底，中国上海也出现了流感病例。9月份，病毒进入了新西兰和澳大利亚。也就是说，
美国本土在1918年3月出现了流感案例之后，不到半年时间，美国大流感就扩散至全世界，美军调动在这个快速传播过程中“功不可没”。
不过，幸运的是，在初期的传播过程中，各地的症状大部分都不是太严重，以至于三名英国医生在
1918年7月13日的《柳叶刀》上发表了这样的一篇文章：这种流行病实质上不是流感，因为其症状尽管与流感相似，但却十分轻微，持续期很短并且迄今为止没有出现复发或者并发症。
<9>详见《美国通史第4卷：崛起和扩张的年代1898-1929》，余志森等著。
<10><美>约翰·M·巴里：《大流感——最致命瘟疫的史诗》，2008年。
<11>详见《美国通史第4卷：崛起和扩张的年代1898-1929》，余志森等著。
1.3、
转：美国大流感既是天灾，更是人祸
人们经常把人力所不能控制的灾难称为天灾，把人力本能够控制却不去控制而产生的灾难称为人祸。
在第一波袭击中表现温和的美国大流感，之所以能够在秋冬的第二波袭击中对人类造成惨重的伤亡，一方面是因为天灾，人祸的因素也不能忽视。
如前所述，RNA病毒自身具有较强的随机变异性，也可以和其他病毒在共同的宿主内因为互相之间的基因重组而发生变异。在美国大流感初期快速向全世界扩散的过程中，我们无从知道它是不是在传播的过程中快速发生了变异，或者与世界其他地区的某些病毒发生了重组进而进一步提升了毒性。但我们知道的是，
仅仅是“传代”本身就有可能提高微生物的毒性。
1872年，法国科学家达伟纳进行了一系列的炭疽杆菌对于兔子的致死量测定的试验，揭示了后来被称为“传代”的现象：即
微生物具有改变自身以适应环境的能力。当一个具有弱致病性的微生物从一个活体动物转移到另一个活体动物身上时，复制会更加娴熟，生长和扩散也会更有效率，由此可能会增强它的毒性。
因此，当医学杂志上的文章还在为这种流感的温和性质进行评论时，仅仅是从
它走出美国后快速遍及全球的角度看，病毒在不同国家的人体内多次“传代”本身也许就已经在为它转向恶性爆发埋下伏笔。
当然，我们不能责难当年的医生对病毒温和属性的误判，因为在100年前人们甚至都不知道它是由病毒引发的流感，更谈不上对它的毒性等特点进行比较准确的判断。因此，
医生和科学家的误判不属于人祸，这是人类科技的时代限制。大流感之所以在第二波中造成这么严重的人口死亡灾难，真正的人祸还是在美国。
事实上，在病毒即将发起最致命的第二波袭击前的1918年8月，连续出现了这样一些病例。3日，一位美国海军情报官员接到一封电报：现在流行于整个瑞士的疾病就是通常所说的黑死病，但对外宣称是西班牙流感。8月初，一艘从法国驶往纽约的轮船上，船员遭遇了流感袭击。12日，挪威货轮“伯根斯佛尔德”号抵达纽约附近的布鲁克林，船上约有200人身患流感。一份美国海军公报警告公众留心14日和15日抵达纽约的三艘来自于欧洲的轮船，船上有流感病人。18日，纽约的报纸报道了两艘轮船上的流感病人被送进了圣文森特医院。19日，《纽约时报》报道：相当一部分美国黑人部队上岸后前往法国，他们感染了西班牙流感，最后因肺炎死于法国医院。24日，塞拉利昂出现两例本地死亡病例，之前是英国军舰将流感病毒带来这里。在美国波士顿名叫“接收船”的海军军营里，27日、28日、29日连续曝出流感病例。
这些案例表明，在1918年的美国大流感转向第二波的恶性爆发前，美军等美国官方部门就已经得到了确切的情报，一种恶性传染病正在全世界快速蔓延。
美国相关部门的官员是怎么应对的呢？时任纽约市卫生部门主管的科普兰的观点很有代表性，他在1918年8月初说：绝无爆发流行病的危险，因为流感很少攻击一个营养充足的人。8月20日，越来越多的病例迫使科普兰不得不承认纽约已经出现流感，但依旧宣称这次流感并不严重，而且绝不会传染开来。这种对致命流感快速蔓延的轻视，同样也体现在美国联邦政府层面，1918年8月31日，美国国会扩大了征兵年龄限制，由21-30岁扩展至18-45岁。
作为美国大流感快速蔓延至全世界的重要载体，美国征兵动员范围在这个时间点的再次扩大，无疑为致命第二波的广泛传播提供了加速器。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人祸？
美国当时的一些基层治理机制存在一定的腐败问题<12>，也面临着来自于美国联邦政府的政治压力。
以在流感第二波袭击中损失惨重的费城为例，当时的费城公共卫生主管克鲁森不但完全没有采取任何针对病毒的预防行动，也公然否认了流感会对城市造成任何威胁。面对着迅速从美军中蔓延出来的致命病毒的袭击，1918年9月的费城在死亡阴影的笼罩下人心惶惶，9月27日，费城医院又接收了200名流感病人，其中123名是平民。在这种背景下，费城医疗界不断地提出警告，但克鲁森依旧宣布次日的自由公债游行及相关集会如期举行。9月28日，几十万人簇拥在费城史无前例的大游行路线上，病毒再次获得了加速传播的机会。
为什么克鲁森要冒天下之大不韪在那个流感大流行的关键时点去批准一场规模史无前例的自由公债大游行？因为
时任美国财政部长的麦卡杜在美国参战后宣称：如果谁拒绝捐款或是保持这种态度而影响到别人捐助，他就是亲德派。不能以4%的利率每周借给政府1.25美元的人不配当美国公民。这就是一战期间美国著名的自由公债运动，这种类似于摊派的战争债券，
给费城的配额是数百万美元，而9月28日的费城大游行就是为了完成这个配额的募集任务。
曾经有一位叫安德斯的正直的费城公共卫生人员试图通过制造舆论的方式来制止这场无视人命的游行。但他失败了，没有媒体复述他的警告。因为以战争动员为名，美国总统威尔逊建立了新闻审查制度，具体由一位名叫克里尔的记者领导下的宣传委员会负责。
美国宣传委员会以骇人的笔调将德国描绘成企图掠夺欧洲并征服世界的威胁。
让美国民众被“不忠”、“间谍”等罪名恐吓下，向美国民众灌输参战意识，激发美国人的战争热情<13>。
<12>根据约翰·M·巴里：《大流感——最致命瘟疫的史诗》所描述，1918年费城的管理者是共和党的州参议员埃德温•瓦雷，瓦雷集团不但利用政治势力中饱私囊，而且在1917年的大选初选日中通过武装斗殴击败政敌，并且没有受到法律严惩，完全控制了费城市议会，并对所属州的立法机构也施加了很大影响。当时的费城公共卫生主管克鲁森也为瓦雷集团所任命的官员。
<13>详见《美国通史第4卷：崛起和扩张的年代1898-1929》，余志森等著。
更重要的是，这样一个安全委员会由上而下的贯穿到每个州和县市，它们对德裔美国人进行恐怖统治。
生于德国的美国人普拉格曾努力想加入美国海军，因为他说了些自己祖国的好话，就在圣路易斯市外被一伙人暴力羞辱并最终死刑处死。当这伙暴徒的首领被宣告无罪时，陪审员这样喊道：我想现在没人敢说我们是不忠诚的了。久负盛名的《华盛顿邮报》更是发表社论：尽管私刑有些过分，但它是国家内部一种大有裨益的觉醒<14>。
除了“民主的暴政”外<15>，还有20万名美国保护联盟（APL）成员，他们监视邻居和同事，并且向隶属司法部的国家安全局汇报工作。恐怖统治的背后，是两条战争法律。
1917年6月15日，美国总统签署了用来对付反战声音的《间谍活动法》，随后对美国政府具有异议的《美国社会党人》、《密尔沃基导报》、《群众》等报刊被禁止。1918年5月16日，威尔逊签署《惩治叛乱法》，这个法律扩大了美国控制言论与出版物的权力，禁止对美国政府形式、旗帜或制服的各种背叛、玷污、下流或辱骂的议论，也禁止任何阻碍战争努力的言谈。根据间谍活动法与惩治叛乱法，共有2168人被起诉，1050人被判罪；因威胁总统而犯罪的有65人<16>。
客观的说，
这样一些对内的新闻审查和舆论管制，确实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美军在欧洲的作战行动。但它也成为了美国大流感致命性传播的帮凶，
因为民众和媒体都担心因为宣传疫情影响力士气而受惩罚，结果导致了安德斯寻求媒体帮助的努力失败，因为在当时的环境下根本就没有媒体敢于报道他的警告。
不过，美国大流感期间的糟糕制度安排并不只有这些。如前所述，
时任纽约卫生部门主管的科普兰
面对着肆虐的致命流感，之所以罔顾事实，一个重要的理由是他
认为流感不会攻击一个营养充足的人
。很遗憾，即便他讲的理由是正确的，在当时的美国，也许达官显贵是能够做到营养充足的，但是普通民众做不到营养充足，纽约当时的一份调查表明，
纽约城中20%的学童营养不良，这可能和当时进行的粮食配给制度有关。
一战期间协约国粮荒严重，
以1917年4月为例，意大利、法国、英国等只有一个月左右的存粮。
1917年5月，美国食物管理局开始实行粮食管制，对食糖、小麦、肉类、黄油和其他食品实行有效的管制，并鼓励全美节衣缩食。当时的报纸曾有这样一段报道：
根据食物管制的新条例，每个家庭成员每月配给面粉不超过6磅。这一点你去购买粮食时务请记住。请勿找事，要求粮店多卖一些，因为对你、对他都会引起很大麻烦。
美国的食物管制对于战争的支持是显而易见的：1918年美国能够出口至协约国的肉、糖和面粉的规模是它往年出口规模的三倍，但这也降低了美国民众抵御致命流感的免疫力。
在应对大流感方面的制度性短缺还体现在医护人员方面。在美国参加一战的前夕，美国约有14万名医生，仅有776名为美军服务。伴随着美军参战，军队迅速征用了原本是民用的医疗资源，以牙医为例，1917年1月美军中只有58名牙医，1918年11月，这一数字升至是5654名。战争导致军队抽调大量的医护人员到军队和欧洲战场，直到几乎所有最好的年轻医生都被网罗起来。平民的医护条件迅速恶化。为民看病的医生要么太年轻，要么就是大部分接受的是老式医学训练。护士的短缺更为严重。
<14><美>约翰·M·巴里：《大流感——最致命瘟疫的史诗》，2008年。
<15>详见《论美国的民主》。托克维尔在本书中阐述了美国的政府集权，以及民主暴政的风险。
<16>详见《美国通史第4卷：崛起和扩张的年代1898-1929》，余志森等著。
总之，
在1918年9月来临之前，美国以战之名下的一系列制度安排，都为美国大流感的第二波更具致命的袭击铺平了道路。而对这一切，时任美国总统的威尔逊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他在一战期间执行的强硬路线就是要胁迫那些原本不情愿的人支持战争，并且镇压或者铲除那些反对战争的人。甚至在参战前，威尔逊曾经就警告国会：他们（一些美国公民）的不忠荼毒着国家生活的根本……这种失去理性、背信弃义及无视政府的东西必须被根除。在一战中，威尔逊更是要求“将残酷无情的精神……渗透到国民生活的每个角落之中”。威尔逊应该算是一个知行合一的美国总统，他说到做到，为了获取战争的胜利，他甚至没有对致命的美国大流感留下过任何面向公众的发言。
这样一种狂热之下社会的疯狂，或许可以从当时一本美军出版的《军医》期刊中窥见一二，这本原应是以拯救生命为宗旨的医学类期刊，这样写道：
这个国家中的每一项活动都应该指向同一个目标，那就是赢得这场战争；现今的任何其他事都不重要；若不能赢得战争，任何事情都将不再重要。对人类生命的关心成为十分次要的。……医学官员更注重大局而非细节，即使是极为重要的个人安全，在公众利益的措施面前也要退居其次。在美国总统自上而下的这种主流观念引导下，美国大流感从天灾变成致命的“天灾+人祸”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了。
1.4、
合：均值回归拯救了人类
如前所述，截至1918年9月，以战之名下的美国制度安排和以费城自有公债游行为代表的“人祸”，为美国大流感发起第二波也是最致命的一波袭击做好了充分的准备。1918年10月份，人类终于迎来有史以来最致命的流感袭击。研究表明，
在这次长达数年的美国大流感之中，绝大多数死亡就发生在1918年秋天的12周内。没有人知道美国大流感究竟导致全球死了多少人，不同学者估计的数字从数千万到1亿人不等。
一方面，是因为当时的印度、非洲等不发达地区根本没有能力去做流感死亡统计，另一方面在有能力做死亡记录的地区，例如美国纽约，因为种种原因统计员擅自停止了对大流感死难人数的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