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政府也很关注国际传染病学会运营的ProMED。该疾病监测网络比GPHIN早一天发出新冠病毒警示。此外，加拿大军方一个情报部门表示，他们从1月初起就开始定期跟踪新冠病毒流行状况，并撰写报告。

GPHIN创立于1997年，曾经成功帮助预警非典和H1N1的爆发。但这次，加拿大疫情预警系统是否有效发挥了作用？渥太华大学教授、加拿大情报专家Wesley Wark对此存疑。在他看来，加拿大或许收集了一些信息，但没有证据表明，相关方面集中力量对疫情的威胁进行过评估。

四

3月下旬，在发表于加拿大全球事务研究所网站的一篇文章中，Wark回忆说，早在2004年，刚经历了非典疫情、心有余悸的加拿大政府公布了首份《国家安全政策》，提出在一个全球化时代，要重视全球性流行病对国家安全的重大影响，把公共健康预警纳入国家安全考量，包括及时评估疫情的威胁。

现在回头看，这条安全政策相当有预见性。遗憾的是，时隔16年，它作出的承诺似乎没有真正实现，加拿大面对新冠疫情仍有些措手不及。GPHIN和ProMED当时或许留意到了病毒的身影，但对其致命性或传染性所知不多。至于加拿大军方的追踪，并未进入政府部门的视野。

加拿大副总理Chrystia Freeland最近在新闻发布会上提到，作为“五眼联盟”（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新西兰组成的情报联盟）的活跃成员，加拿大跟美国和“五眼”成员有密切合作。从她的话中推断，加拿大从外部得到了一些消息，或许也有评估，只是没有公之于众。

Wark说不排除这种可能，但从现实看，加拿大决策时仍依赖公共情报，包括许多挣扎于疫情中的国家公布的未必精准的信息，看不出政府曾做过集中、全面的评估。

不过，也有人问，加拿大真的需要更提前的预警吗？难道中国疫情给北美预留的时间还不够？要体会新冠的可怕，打开电视，看看屏幕上武汉空荡荡的大街和每天上升的病例数字不就可以了吗？

Wark认为，如果加拿大那时能够仔细分析武汉的卫星图像，观察小巷、医院和殡仪馆的动态，进行更深入的评估，在一月中便判断出加拿大受疫情打击的可能，就可以更早地发布旅行禁令，在春假前便要求人们留在家中，及时储备应急物资和医疗防护用品，结果便会有很大不同。

在他看来，要做到这一点，关键仍在于把全球性流行病视为国家安全威胁，并构建长期应对能力。他说，加拿大2004年《安全政策》在公共健康方面只有两大成果，一是成立了加拿大公共卫生局（PHAC），设立了一位首席公共卫生官、一位部长；二是2004年投入6.65亿加元用于公共健康预案。其他方面都乏善可陈。加拿大安全部门中，曾经打算负责疫情评估的综合威胁评估中心（ITAC）很快将关注点转向了恐怖主义分析。公共卫生局更像是联邦政府内一个流行病专家团，只拥有一个很小的情报单位，无法接触更高机密信息。政府专家、情报机构与他们为之提供建议的决策者之间缺乏充分和顺畅的连接。

五

而GPHIN也有自己的苦衷。

虽然它2019年12月31日就捕捉到了新冠病毒的信息，但加拿大媒体调查发现，当病毒开始在加拿大蔓延时，GPHIN的技术升级还没完成。作为一个在线监控系统，它的运行模式是搜索网上关于传染病的媒体报道，然后进行分析。但直到去年秋天，这个系统在地理位置和时间标记算法方面仍然需要改进。这对系统每天梳理7000篇网络文章、确定疫情爆点非常关键。

技术更新缓慢的原因之一也许是缺钱。PHAC前官员Ron St. John说，尽管GPHIN已经在非典和H1N1疫情预警中证明了自己，却一直过得紧巴巴的。他在PHAC任职的那段时间，GPHIN一直靠着有限的预算勉强维持。加拿大应急中心经常要拿出自己一部分预算，帮补GPHIN。

而随着技术迭代日新月异，GPHIN搭建于1990年代末的系统需要大翻修。它在数据搜集和分析方面越来越力不从心，甚至有时与其他健康信息系统不兼容。目前它正与多伦多大学一个大数据研究中心合作，改善网络功能，并希望最终建成一个人工智能平台。

对GPHIN来说，这场令全球变色的新冠疫情或许是个机会，因为情报分析界也有自己的时尚潮流。美国中央情报局前分析师、现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全球安全项目主任的Mark Stout说过，很久很久以前，情报界都不爱恐怖主义分析，认为没什么魅力。但是“9·11”恐怖袭击发生后，局面为之一变。他估计，类似的转向可能再度发生，研究流行病等跨国问题的分析师很快会受到追捧。

而且，至少在口头上，加拿大官员对GPHIN的工作很肯定。4月8日特鲁多表示，相对于许多国家，加拿大应对疫情更有优势，因为它曾从非典疫情中学到很多。“这次也一样，我们将学到更多东西。如果疫情再度发生，我们将更有准备。”

对此Wark的评论是，只是学到是不行的，还要学以致用——就像2004年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