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性格鲜明的政治家，出道甚早，但对于中国读者来说，知道他的并不多；即使在英国本土，他也属于那种无法/不愿讨好所有选民、拥趸，政敌各半的人物。汉南之所以引来高度争议，主要在于他始终如一、从不妥协的脱欧立场和政见。早在1990年代，他还在大学期间，就发起了“独立英国运动”，反对当时盛行的欧洲一体化倾向。不曾想，这样的政见塑造了他未来的政治生涯。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时，他被称为“把我们带到公投的人”；《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更将他领导的“独立英国运动”标注为“脱欧马拉松”的起点。他与英国独立党（ukip）党魁法拉奇（Nigel Farage）被并称英国脱欧的一对大鳄。法拉奇“政坛坏男孩”的声名早已在外，汉南不像法拉奇那样以言行不羁博出位，他选择了通过文字让自己的思想广为人知。

直到英国脱欧，汉南在欧洲议会担任议员已长达20年。他对于欧盟应当是知根知底，当然也最有发言权的。然而，在斯特拉斯堡的议员生涯却助推他成为最彻底的疑欧派和最坚决的脱欧主将。他写的《为什么要给脱欧投票》，被奉为“脱欧者的圣经”。“因为了解而分手”，或许，他不遗余力地推动脱欧，正是因为他最为“了解”欧盟、了解英国。他断言“欧盟没有未来”，而“英国人看起来像绵羊或者牧师，但当伪君子出现在他们面前时，他们变成了如此强悍的一群人”。这本书所写的，正是“这群人（英国人）是谁”。在地球因为飞机和网络而变成一个压缩世界的今天，我们难免会产生无所不知的感觉：“欧洲？我懂；英国？我懂；我们自己？哈哈，还能有比我们更了解我们自己的人吗？！”

即时资讯和大数据轰炸使这样的自信变得更为可信。然而，这未尝不是一种幻觉或自我催眠。即使全球化已经遍及全球，地域上的差异依旧强烈，而且这种差异的意义一点都不会比全球化少。汉南的《发明自由》，托出的是一个从来就“不是欧洲的”英国。这本书早在2012年，就已经清楚地显示了为什么英国必然会和欧盟有此一别。

2020年1月29日，持续3年的脱欧长跑终于抵达了终点，欧洲议会正式批准英国脱欧协议，两天后，英国进入为期9个月的脱欧过渡期。英国、欧洲乃至世界地图从此又翻开了新的一页。我们今天事后回顾，无论当初历届首相和内阁在脱欧问题上作何打算，无论大众在脱欧问题上冲动还是理性，无论下议院辩论的剧情如何狗血，英国与欧洲之间的经济账是一清二楚的。英国，作为欧盟第二大经济体，承担了大量义务，但并没有得到对等的经济回报和话语权。据科学与工程运动组织（Campaign for Science and Engineering，CaSE)统计，2007-2013年期间，英国共向欧盟支付了777亿英镑的费用，而从欧盟获得的回流资金约475亿英镑。另据IMF最近的数据，英国2014年向欧盟预算贡献了70亿欧元，2015年向欧盟缴纳了178亿英镑的会费，对于欧盟的贡献仅次于德、法。但以德法为主导的欧盟为快速扩盟，将经济差异极大，民族、宗教背景不一样的国家也一并拉入，因此必须大力“接济”经济不振、甚至破产的盟员，“牺牲”某些排名在前的老伙伴（既然他们从来都能照顾好自己）。英国在欧盟出钱多回报少而话语权不见涨，那这桩赔本买卖她自然不愿再做下去。

经济账当然不止资金的投入产出，更为重要的还有产业政策和贸易规则。欧盟大市场这个概念听上去太有诱惑力，但随着东亚经济的崛起，以及为平衡其内部经济发展差异巨大的各国，欧盟在多个行业实施越来越强的监管机制，贸易方面越来越倾向于贸易保护主义。这些“中央化的”政策无疑对英国的产业及商贸设下太多条条框框。英国骨子里本是金融立国的实体——借用麦克法兰的话来说，它就是一个店主统治之国（a nation ruled by shopkeepers），原始目的居然是赚钱——信奉贸易自由主义，通过发展高端科技占据全球产业链的优势（别忘了头两次工业革命都发源于英国）。这与美国在本质上相同，只是体量有别。而现今的欧盟贸易政策和各种规则，比如环保优位、高补贴、配额制等，与英国存在严重的“三观不合”。对于英国来说，发展才是硬道理，过度环保、政治正确的做法只会把经济带偏。汉南直言不讳地说“欧盟没前途”。看衰欧盟，激活了岛国至少五百年历史的“孤立”传统。英国下定决心，要“赶快回到那曾经创造出我们的模式中”，不再受欧盟拖累，哪怕短时间内经济受到扰动也在所不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