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巨大的伦理风险也让很多人摒弃这一做法，这或许就是人类进化和文明发展所必然带来的两难抉择。

来源：医脉通作者：苏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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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彻底改变了世界。

但人类已无法按下退回键，回到疫情前大概率是奢望。

地球上的国家目前分为两队：支持或反对群体免疫。中国是反对派代表，瑞典则相反。

全球疫情不能控制，国内疫情就不可能清零的现实，可能让更多人重新思考：与新冠病毒长期共存成为“新常态”，群体免疫可能是不得已的解决方案？

群体免疫，用死亡数字告诉你做错了？

中国武汉一役获得全球关注后，受疫情所迫，大部分国家和地区也都相继实施了居家、封城措施，首倡“群体免疫”的英国也因疫情加剧而妥协。

但北欧国家瑞典仍选择“原地平躺”，城市不封锁、轻症不检测，坚持用“群体免疫”的方式对抗疫情。据“今日俄罗斯”（Russia Today）5月7日报道，虽然瑞典政府呼吁国内民众遵守社交安全距离的规定，但却没有任何强制执行力，起不到任何效果。瑞典政府提倡公众在家办公，避免不必要的外出活动，禁止50人以上的集会，但仍保持边境往来的开放状态，幼儿园、小学、酒吧、餐馆、公园和商店均未关闭。

瑞典居民生活大致如前 图源：上观新闻

瑞典之所以选择佛系抗疫，在该国首席流行病学家安德斯・泰格内尔（Anders Tegnell）那儿有很好的解释。4月7日，他在接受英国《卫报》采访时表示，封锁的问题在于“你会让整个系统疲惫不堪”“你无法持续几个月地进行封锁隔离――这是不可能的。”其理论根据是，如果社交隔离确实能起作用，那么拥有1010万人口且未采取严格隔离措施的瑞典，难道不该是COVID-19确诊病例激增至数万例，超过意大利或纽约的人数吗？而截至当日，瑞典共报告401人因COVID-19死亡，大多数受害者是80-90岁年龄段。

新冠疫情期间瑞典民众在享受阳光 图源：中华网

但是，根据感染控制医生安德斯・尼斯特的说法，瑞典未报告的病例数量非常多，因为通过测试只能发现COVID-19的冰山一角。他估计，仅北博滕省（人口25万）就有5000至10000人受到感染。一个月后的5月8日，瑞典公共卫生局发布消息，上周瑞典共检测了29000个样本瑞典政府，希望五月中旬每周能进行10万次新冠肺炎病毒检测。截至当地时间5月8日14时，瑞典当日新增642例，累计25265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当日新增死亡病例135例，累计死亡病例3175例，重症患者1672位，病亡率高达12.35%。

安德斯・尼斯特也向国家广播公司SVT阐述了人群免疫的观点，几乎所有居民或至少其中很大一部分，都将在几年内经历这种感染，才成为对我们影响不大的普通感冒。“如果年轻人能迅速但和平地经历这种感染并获得免疫，那就太好了。我们的目标是在人群中缓慢建立免疫力，以使感染不会迅速扩散。”

瑞典事实上就是这样做的。

据今日俄罗斯RT报道，瑞典卡罗林斯卡医学院（Karolinska Institute）和卡罗林斯卡大学医院（Karolinska University Hospital）对200名献血者进行了测试，结果显示，在100名参与者中，至少有11人拥有针对新冠病毒的抗体。卡罗林斯卡大学医院临床微生物学顾问简・阿尔伯特（Jan Albert）在接受瑞典SVT广播公司采访时说，这种检测“灵敏度为70%-80%”。他还解释说，检测不能产生假阳性，这意味着感染者的数量可能更高，但极不可能低于人口的11%。如果他们的研究结果确实表明了病毒在当地社会中的传播程度，那么他们的结论是，对于一个大约有1000多万人口的国家来说，可能已经有100多万人受到了感染。

美国《福布斯》杂志也指出，瑞典公共卫生机构合作进行了一项新研究，经过模型推算，研究估计到5月1日，三分之一的斯德哥尔摩居民将感染上新冠病毒。在这个瑞典首都，这一数字将约为60万人口。

无独有偶，日本这几个月来，也未进行过真正意义上的封城措施，工厂没关闭、地铁公交正常、大家有必要还可以上班，公园海滩也开着，餐饮理发美容店药妆店居酒屋全照开，只取消了大型聚会、赛事，以及商场、酒吧等娱乐场所。

而且，5月4日，日本疫情专家组教授尾身茂还公布了一个“新生活模式”，实际上就是将“群体免疫”换了种说法，摆明了“与病毒长期共存”的架势。除了保持物理距离、戴口罩和洗手等基础外，还有关于日常生活、逛街注意事项、公共交通工具、就餐、娱乐和体育活动、社交场合以及工作注意事项等。截至5月8日，日本新增确诊89人，日本本土累计确诊15639人，累计死亡606人。东京都新增39人确诊，其中16人感染路径不明，11名确诊患者死亡。

瑞典的新冠病亡率高达12.35%，但该国表示现行政策不变；日本的这些新举措也说明，他们和瑞典的想法一致，他们的政府和专家到底怎么想的？

我们先来捋捋群体免疫是怎么回事。据上海新冠肺炎医疗救治专家组组长、华山医院张文宏教授的解释，群体免疫（herd immunity或community immunity）又叫做社区免疫，也就是当足够多的人对导致疾病的病原体产生免疫后，使得其他没有免疫力的个体因此受到保护而不被传染。群体免疫理论表明，当群体中有大量个体对某一传染病免疫或易感个体很少时，那些在个体之间传播的传染病的感染链便会被中断。

这种免疫力通常是由于已经接种疫苗而获得，比如天花疫苗的成果研制和接种，使人类或者全体免疫，最终消灭了这种传染病（牛痘发明人琴纳就是英国人）；或来自于人群已经普遍接触或者感染过这种病毒，比如流感。

注射疫苗的终极目标，其实就是为了实现“群体免疫”。

无论有没有疫苗，最终要阻断病毒传染，彻底战胜病毒，都必须仰赖“群体免疫”。

而要实现“群体免疫”，方式有两个：自然免疫和疫苗免疫。为什么不选择疫苗免疫，非要去选择自然免疫呢？张文宏表示，遗憾的是，截至目前，在此次新冠病毒并没有疫苗成功来实现强大的群体免疫。

而且，没人能预测疫苗啥时能真正用上。在那之前，这么多人都隔离在家，不上班不挣钱，怎么活？

4月3日，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王辰院士也表达了对中国没实现群体免疫的担忧，他说：“在将来就可能出现一个情况，就是一些西方国家施行实质性的“群体免疫”策略，欧美人群受了大的损失后，其人群免疫能力就上来了，可以敞开国门，他不怕的，他有免疫力，出去也不是疫情高发国，进来也不是人群易感国。我们反过来有可能面临这样的（被动）局面......”

而早在3月16日，张文宏、阮巧玲在“华山感染”微信公众号上的文章就指出，英国首相鲍里斯希望采取“群体免疫”策略，德国总理默克尔说可能会有60-70%的人群感染。这种说法直接就引起了恐慌，因为如果真有这么多人感染，就可能会发生医疗资源的挤兑。其实英国首相和德国总理表达了一个共同观点：这个疾病已是大流行态势，我们没办法采取动用大量的社会资源的中国防控模式。

北京和上海都是国际超大型城市，中国在超大型城市方面的经验就是：限制人口流动和严防输入、加大医疗力量的投入，及时筛查疑似病人和避免医疗挤兑。中国政府竭尽全力保障了公民不受感染，在防控上不惜以牺牲经济为代价，在短时间内迅速降低了病毒的社区内传播，并迅速恢复社会秩序，竭力恢复社会经济的发展。

德国当时的新冠病死率是0.2%。不到万不得已，不会采取让社会停摆的措施（像意大利的局部地区和中国的武汉）。因为一旦停摆，如果没有强有力的政府，国家会立即陷入更大的灾难，死亡人数会远远超过疾病本身。中国早期对于该病的充分研究，已经让我们了解这个疾病，如果医疗资源配置得当，该病的病死率可以控制在1-2%左右，这是可以被接受的病死率范围。但前提是医疗资源不要发生挤兑。

这些就充分说明了，英国和德国采取群体免疫策略可能是无奈之举。中国强大的国家决心和民众的配合力，不是其他国家都能抄的作业。

4月22日，德国华裔病毒学家、埃森大学医学院病毒研究所教授陆蒙吉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用德国的例子说明了群体免疫也是眼下该国政府考虑做的事。

德国埃森大学医学院病毒研究所教授陆蒙吉 图源：中国新闻周刊

海因斯贝格县冈格尔特的狂欢节活动在2月15日举办，2月底就实施了社交距离管制措施，是德国管制时间最长的地区，而采样是在4月初，相隔6周的时间。这期间当地已经采取了非常严格的隔离管制措施，但病毒还在快速传播，每天的核酸检测阳性病例还在增加，基本每天增加几十例，说明新冠病毒的传播能力非常强大。

检测出的核酸阳性人数占比只有2%，但实际上有15%的人是血清学阳性，核酸阳性率和血清学阳性率的差距非常大。这个差距说明，当地无症状病毒携带者的数量非常大，有些人因为无症状，所以没接受核酸检测，根本没人知道他们已经感染了，而他们还在继续传播病毒。这是血清学检测的另一个提示：新冠病毒不但传播得快，且传播范围更广。陆蒙吉据此认为，新冠病毒的传播速度太快，疫苗难以赶上。

一般情况下，只有通过感染才能够获得全面的免疫，也就是细胞免疫和抗体免疫。与自身感染过病毒而产生的免疫力相比，大部分的疫苗产生的免疫反应都比较单一，而人体感染病毒后产生的免疫力对于病毒变异更有抵抗力，一般来说，也是最强最完善的免疫力。所以无症状的人就是免疫控制比较成功，把病毒感染控制在一个非常低的幅度，没有让它扩散到其他地方去造成伤害。

张文宏同样也间接承认了群体免疫的作用。4月9日凌晨，张文宏在接受中国国际电视台英文采访时说，武汉人的“群体免疫”可能已经存在。

“完全不采取任何措施被动的‘群体免疫’将会是一场灾难。但这场疫情让我们也看到了另一种情况，如中国武汉和意大利的一些城市。即使当地采取了防控措施，但仍有很多患者感染了新冠病毒，如果很多人已感染了新冠病毒，那么这个群体的‘群体免疫’可能已经存在。”张文宏解释。

“在上述推断基础上，中国唯一具有最高免疫力的城市将会是武汉。“武汉可能是中国最安全的城市，因为武汉很多人已经有免疫力。”他说，目前武汉已有一些医生学者，针对该问题设计了一些研究方案，相信于数周后将有可能得到当地人病毒抗体水平的相关信息，“但目前一切还有待研究。”

群体免疫，有巨大隐患？

张文宏教授同时也对群体免疫存在忧虑。

图源：腾讯网

4月15日下午，他在视频连线欧洲时说：“人类文明史上，没有一次传染病的控制是通过群体免疫的。有没有见过群体免疫？有，麻疹、天花，而水痘还没有完全建成。靠什么？靠疫苗。”他还指出，所有没有建成群体免疫的病，每年过段时间都要来。

英国政府采取这个策略背后也是有理论的基础。一是流行病学的理论――普遍免疫可以形成稳态。二是通过放开疫情的防控，让大量人口感染后自愈获得免疫力，然后集中医疗力量救治人群中的危重症患者，也就是说不在防“感染”上花成本，而尽在防“死亡”上花成本。

但这样“群体免疫“方式看似理论上可行，实际上是否真的能够成功，仍存在很多不确定的因素。

英国的策略是建立在“大部分人在被病毒隐匿性感染后无症状或仅有轻微症状从而使人群中获得普遍免疫”的基础上。但这种策略对个体而言是存在风险的，部分轻症患者会在无预警的情况下，骤然进展至危重状态，且危重患者救治极其困难。

实际情况下，从武汉前期经验和目前意大利、伊朗的疫情发展中，最大的风险是不加管控的疫情，一旦迅速蔓延，重症患者增多，医院如应对不充分，有可能会导致医疗资源的挤兑。当然如果管控好，则可以顺利过渡到常态化重症管理，德国就是成功的典范。

所以群体免疫的策略，实际上不仅仅是一个科学的问题，可能会涉及一些人性和伦理的问题，也可能存在巨大的隐患。在现代社会科技文明发展下，我们希望更多人能够获得更好生存的权利，而不是以个体的微弱力量去面对自然法则的“优胜劣汰”。

比如，意大利麻醉学和重症监护学会发布的“临床伦理学”建议，也提出了医疗人员应该将“更长的预期寿命”作为评估中优先考虑的因素，而不一定需要按照“先到先得”原则来处理，就遭到了很多的诟病。中国是断然不会采取这种根据“更长的预期寿命”来采取医疗救治的。中国政府派出4.2万名医务人员奔赴武汉，其实就是不愿意接受有重症患者不能被救治的状况。

所以，在没有疫苗的情况下，即使知道自然群体免疫是形成稳态的方法，“所有没有建成群体免疫的病，每年过段时间都要来”。巨大的伦理风险也让很多人摒弃这一做法，这或许就是人类进化和文明发展所必然带来的两难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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