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点，对那些最危险的反对者来说，也不例外。严令禁止湖北学生运动的王占元就是出于政治斗争的考虑而采取严厉手段。他是与皖系安福派为敌的直系军阀，对这场将矛头直指安福派的运动本应持支持态度，就像另一位直系军阀吴佩孚一样，借机通电应援被捕学生，高调表态“必为学生保障”，以捞取顺遂舆情的政治资本。但为了防止军中山东士兵受到学生影响，造成军心不稳，他还是从维持地方秩序的角度考虑，对学生运动严行取缔。毕竟内政不稳的情势下，大张旗鼓地卷入直皖政争，确实令他措手不及。而对张作霖来说，他当时正忙于策划吞并吉林督军孟恩远的吉林地盘，急需借助东北的日本人势力。因此，他必须通过禁绝学生的反日运动来博取日方对自己的支持。压制学生的正义诉求，只是他政治利益的天平上一枚必要的砝码罢了。

作者：杨念群

版本：后浪 |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09年5月

本书重新定位了“五四”，提出了一种全新的“社会史化”的“五四”研究路径，揭示了“五四”前后中国知识精英从政治到文化，再到社会问题的话题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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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具意味的是，这些强有力的反对者镇压五四运动的托辞之一，恰恰也是爱国。毒打学生酿成血案的山东军阀马良，在一群打手的簇拥下，站在台上向学生训话：“你们不要把做官的人都当作不爱国者。我从前也是学生，我就是一个爱国者。你们不要上政客们的当，政客们专叫你们做坏事”。政治斗争的阴谋论，以爱国为托辞，堂而皇之地从一个枪杀真正爱国者的军阀口中说出，着实令人瞠目结舌。而张作霖为自己在东北采取的严酷镇压手段拍发给北京的电文中，同样痛斥“学生于京畿敢于白昼肆意者，必为一二野心家政争之工具也。彼等时常籍口外交，强迫政府之所不能。另一面则与乱党勾结以扰乱天下，与俄国激进派初无二致”——阴谋论再次成为镇压的正当理由，张作霖也借此将自己打造成真正的爱国者，将亡国罪责扣到自自诩“爱国者”的学生头上：“如此，诚恐爱国者之为数愈众，亡国之祸亦愈速”。

那么，对于这些反对者来说，国家究竟意味着什么呢？1921年12月5日，在一次采访中，张作霖罕见地对一位美国教授袒露出自己的心声。尽管他吩咐翻译不要将他说的所有话都译给对方，但记录却保留下来。在采访中，张作霖提起北京刚刚过去的银行挤兑金融风潮，他声称是自己从奉天省款项中筹拨三百万进行接济，才让国家银行未致倒闭。言下之意，自己是平息这场风潮的大救星。然而，他忽然话锋一转，将这次风潮指为“完全是洋人乘隙捣鬼”。他讥讽那些自五四运动以来就频繁发起罢课示威的学生，“学生们好闹，讲什么运动。这样于国家利害大有关系的事情，他们怎么不闹了，怎么不运动了？”在他看来，五四运动中学生们拼力争取的国家主权，不过是他们好闹生出的无端是非，唯有银行里的真金白银才是国家利益所在，更遑论这次慷慨接济是笔回报丰厚的政治投资，让他进一步获得了问鼎总统宝座的权力和名望——对他而言，国家的意义，就是金钱加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