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贫富差距各国都有，但因为贫穷而成为疫情最大的受害者在中国并不存在。这才是最重要的区别。这个现象其实也是东西方政治制度的一个差异，即政党的代表性：西方的政党只代表部分或者特定群体，中国则代表全民。

西方的每个政党之所以只代表部分群体有两个原因。一是不同的政党，其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是不同的。在社会中也就只能得到相对应群体的支持。美国民主党的支持者主要是蓝领、低收入阶层。共和党则主要是财团和高收入群体。法国也一样，2012年社会党的奥朗德之所以赢得大选，是因为60%以上的工人和年青人投了他的票。二是政党要想赢得选举，只需赢得绝对或者相对多数。法国历次大选，胜负差距很难超过十个百分点（2002年极右政党进入第二轮是例外），1971年双方只差1.62个百分点，1981年3.51个百分点。2000年台湾地区民进党赢得大选，其得票率仅为三成多一点。

西方政党的这个特点导致了两个后果。一是执政后，其政策明显偏袒支持者。一般来讲，左派上台就增加（穷人）福利，右派上台就（为富人）减税。2008年，民主党奥巴马赢得大选后，尽管面临经济危机，却继续扩大社会福利。他视为自己政治生命最重要的一项工程是全民医疗保险。客观而言，做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竟然是西方社会中唯一一个没有全民医疗保险的美国，早就应该通过立法了，然而奥巴马选择在经济危机最严峻之际提出来，显然是一个错误时间。

奥巴马的医疗保险方案，需要政府支出5000亿美元，这对财政、贸易双赤字，同时又有天文数字债务的美国来讲，除了增税别无他法，而征税的对象只能是富人。相反，此前共和党执政的里根和小布什时代，任内纷纷给富人减税，对穷人则减少福利开支，尽管此时的美国贫富差距正在日益拉大。

二是少数群体往往被忽视，甚至遭受歧视和伤害，最终不得不通过极端手段来维权。进入21世纪以来，欧洲屡屡发生大规模骚乱：2005年的巴黎、2011年的伦敦、2013年的瑞典斯德格尔摩骚乱。三起事件的导火索都是警察执法过程中造成的非正常死亡，但根源是弱势群体长期受到不公正的对待，生活艰难，更是经济危机中实行紧缩政策的主要受害者。

由于这些弱势群体是少数，其选票可以忽略不计，所以他们的命运也就不会受到政治人物的关注。这些人群也自然就选择暴力，放弃选票。更可悲的是，当他们选择暴力之后，出事国政府在西方主流社会的支持下、在国内外主流媒体的配合之下，对其进行堂而皇之的镇压：控制社交媒体、仅伦敦骚乱就抓捕3000多人，法院在政府的要求下，对1000多人迅速重判——有人仅仅是接受别人给的鞋而被判刑，但司法大臣克拉克明确表示：“判决力度掌握的很有分寸”；首相卡梅伦还发明了“连坐”——只要家里有一人参与骚乱，全家人都从政府廉租房中赶出去。这些人自然也都被扣上暴民、暴徒和“彻头彻尾犯罪行为”的帽子，试想，类似事情发生在非西方国家，那可就是反体制英雄，哪个政府敢像英国政府这样做，那就是违反人权、侵害互联网自由。

反观中国，共产党一直扮演代表全民的中性角色，总体来看，其政策没有特别倾向任何一个利益群体。

中国改革开放是从农村开始，农村最早受益。随着改革深入，城市出现下岗群体，国家又开始建立现代保障体系。新世纪以来，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废除农业税、提供种粮补助；建立农村医疗新农合、养老保险制度即新农保；免除学杂费、贫困家庭学生免费提供教科书并补助寄宿生生活费。现在，又开始改革户籍制度、城乡平权。

即使在改革的不同阶段，某一特定群体承担了改革成本，但往往会在改革的其他阶段得到补偿，绝没有西方这样某一个群体长期受到漠视和歧视的现象，甚至越是少数群体越是得到特殊倾斜，比如针对少数民族的各种扶持优惠政策，以西藏为例，1952年至2012年，中央财政安排各项补助达4543.4亿元人民币，占西藏地方财政成立以来累计支出的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