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9日，在肯尼亚内罗毕，一些民众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悄悄集会做祷告。

本刊记者/曹然

4月7日，在坦桑尼亚的自治共和国桑给巴尔，当地政府已经征用了五所学校作为新冠肺炎患者的临时隔离点。截至当天，人口约160万的桑给巴尔共出现7例确诊病例，主要来自欧洲。当地卫生署官员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目前所有病例都处于轻症，并已被定点医院收治。

虽然确诊病例数量只是个位数，但基于对非洲各国人口流动趋势和防疫能力的评估，法国索邦大学教授维多利亚・科利扎将坦桑尼亚列为疫情期间“非洲最危险的国家”，同列其中的还有尼日利亚、埃塞俄比亚、苏丹、安哥拉、加纳、肯尼亚。世界卫生组织(WHO)也呼吁各国“重点关注”13个非洲国家的疫情，包括坦桑尼亚、肯尼亚、南非等国。

截至4月6日晚5时，非洲国家共上报新冠病毒确诊病例9457人，死亡442例，76%的国家出现本土传播病例。非盟全部54个成员国中，51个国家出现确诊病例，其中12个国家只有输入性病例。目前确诊病例数最多的两个非洲国家，恰好是在非洲公共卫生水平最高、检测能力最强的南非和埃及。

2014年，在中部非洲国家一度得以控制的埃博拉病毒，最后却在西非多国的城市贫民区暴发，随后蔓延至全非洲。据官方统计，死亡人数超过1万人。事后调查中，WHO专家组将聚集性病例频发并导致埃博拉病毒再度流行的地区形容为疫情的“蓄水池”。

这一次，随着新冠疫情的全球蔓延，很多亚非拉国家同样面临成为“蓄水池”的高风险。截至4月6日，作为南美洲人口最多的国家，巴西累计确诊达11281人，超过韩国，位居全球第15名。在亚洲，人口数量全球第二的印度累计确诊超过4000人。

世界银行认定的每日收入1.9美元以下的全球7亿贫困人口中，80%来源于非洲、南亚和拉丁美洲。知名医学杂志《柳叶刀》分析称，在本次疫情中，高风险群体不仅包括加剧欧洲疫情的老龄人口，也包括“患有其他疾病者、无家可归者或居住条件不佳者、在财务等方面难以应对危机的阶层”。

非洲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主任约翰・肯戈桑警告，第三世界国家病毒检测和传染病监测能力的不足，影响并不限于本地，可能导致对全球产生影响的再次大流行。

4月的第一周，全球新增确诊新冠肺炎病例超过50万。对于全球确诊病例数量的急剧增加，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近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全世界要团结起来，帮助医疗资源不充足的国家一起抗疫。“全球疫情取决于控制得最差的国家，不取决于哪个国家控制最好、最早。”

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在桑给巴尔，每当有患者出现疑似新冠肺炎的症状，当地医疗机构需要对病毒进行取样，然后将样本送到海峡对岸的坦桑尼亚首都达累斯萨拉姆进行检测。从取样到得出检测结果，一般需要两到三天的时间。而在一些东亚和欧美国家，可以数小时以内得出检测结果的快速试剂盒已经投入使用。

坦桑尼亚所在的东非以及撒哈拉以南非洲，是医疗水平最落后的区域；西非国家和北非国家相对条件稍好，但前者刚遭受过埃博拉疫情的冲击，后者多处于战时或战后重建中。被WHO点名“重点关注”的非洲国家，可能成为“蓄水池”的原因虽然各有不同，但除了因与欧亚大陆交流密切被认为“高风险”的南非，其他国家都有一个共同的原因：公共卫生水平落后。

“非洲大陆不同国家卫生系统之间的差距很大。”南非金山大学公共卫生专家莎拉・尼沃德对《中国新闻周刊》介绍称，南非本来就拥有流行病监测和病毒检测基础设施，能够比该地区资源较差的国家更快地应对新冠疫情。在进入这所非洲顶尖医学院任教前，莎拉・尼沃德曾在多个非洲国家担任卫生顾问。

新冠疫情2月中旬刚蔓延到非洲时，只有塞内加尔的巴斯德研究所和南非的国家传染病研究所可以进行病毒检测。当时，瑞士、英国等检测技术较先进的国家都承担了相关国际援助任务，为一些没有条件的亚非拉国家进行样本检测。

但到了2月底，欧洲疫情日趋严峻，各国已经自顾不暇。虽然非洲已经有30多个国家具备了检测能力，但实验室多位于首都或中心城市，很难开展大范围检测。

理论上，在2005年基于非典防疫经验建立的全球传染病防治体系下，所有国家都应及时向WHO通报国家实验室检测的新发现传染病病例。但2009年H1N1流感病毒在全球肆虐时，香港大学流行病学教授本杰明・考林等学者就曾在《柳叶刀》上撰文指出，WHO基于《国际卫生条例》要求各成员国完成的数据上报，对于实验室条件薄弱的第三世界国家而言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一观点，后来得到WHO专家组的采纳。

这一次，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再度出现。

“中国(在疫情之初)不也没有检测无症状者嘛。”考林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当你的检测能力不足时，肯定只能去检测那些症状明显的人。”但在公共卫生体系完善的国家，即使最初检测能力不足，凭借下沉到社区和基层诊所的传染病监测体系，依然可以获得传染病总体传播的范围和路径信息。

2月初，非洲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主任约翰・肯戈桑曾宣称，最近十年的埃博拉防疫工作让非洲各国的传染病监测网络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可以以此为基础防治新冠病毒。

但WHO的报告指出，西非国家对埃博拉的监测数据并没有反映病毒的实际传染规模和传播路径实际的情况是，埃博拉疫情沉重打击了相关国家的公共卫生系统，诊所大量关闭或无法运转，疟疾、结核病、艾滋病、肠道和呼吸道疾病、糖尿病、癌症、心血管疾病和精神卫生问题的救治，都更加困难。

世界卫生组织2月份在日内瓦召开的应对新冠疫情的会议上，来自苏丹的代表坦言：“我们正在与六种流行病作斗争，不能再有另一个了。”莎拉・尼沃德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南非的公共卫生体系在新冠疫情发生前也已经超负荷运转。

历史上，国际传染病防治的协作网络就经常无法追踪病毒在第三世界的传播轨迹。埃博拉病毒最初只出现在乌干达等中非国家人口稀少、远离城市的森林地带，当地卫生部门称，他们通过实施严格的防疫措施控制了局面。但十年后，病毒在人口稠密、城市林立的西非扩散。WHO派往一线的专家组花了三个月才理清病毒在西非的传播脉络，但对于它如何从中非传播至西非仍没有给出明确的说法。

最近，尼帕病毒又在南亚上演了相似的一幕。自2001年以来，这种1999年在马来西亚发现的病毒几乎年年在孟加拉国暴发。但2018年，病毒已经自东向西横穿整个孟加拉和印度，在印度西南海岸的喀拉拉邦引发大规模感染，其传播途径至今也没有定论。

2020年2月以来，非洲多个国家中，最初确诊的新冠“零号病人”多源自欧洲。3月过后，各国政府纷纷宣布对亚欧大陆的输入性病例进行全面控制，但实际上感染病例已经出现。4月初，桑给巴尔发现了两例来自坦桑尼亚其他地区的国内输入病例。与国际海运、空运不同，亚非拉国家的陆路、水路人员往来流量巨大，且无法被监测。

WHO的报告显示，埃博拉疫情在西非的暴发，正是由于“农村村镇之间、村镇与首都等大城市之间、跨境之间”的大量人员流动。各国没有足够的军警力量封锁陆地边界，很多本地居民的流动也不通过可以设卡的公路。

面对无法获知第三世界实际感染规模的现实，考林建议，国际社会更需要一个“依赖症状监测和有选择性的、系统的病毒学检测的监测模型”判断疫情，而不是只关注确诊病例数。

封锁隔离是一把双刃剑

进入4月，印度最大城市孟买的达哈维贫民窟失去了往日的热闹景象。军警封锁了路口，防疫人员对着空无一人的街道喷洒消毒水。

截至4月7日，这片只有数平方公里的贫民窟，已经出现3名新冠病毒确诊病例，其中2人死亡。这些病例近期没有离开过孟买，意味着有近百万人生活的达拉维贫民窟已经出现了社区传播。

在一些亚非拉国家，包括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高的南非和巴西，像达哈维贫民窟这样的低收入群体密集居住区域并不少见。这些地方居住人口密集，卫生条件差，缺乏清洁用水。WHO专家杰里米・法勒坦言：“连勤洗手这种防疫措施都很难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