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卫平

东汉王充在《论衡

·逢遇篇》讲述了一个站在路边哭泣的老人：

人或问之：

“

何为泣乎

?”

对曰：

“

吾仕数不遇，自伤年老失时，是以泣也。

”

人曰：

“

仕奈何不一遇也

?”

对曰：

“

吾年少之时学为文，文德成就，始欲仕宦，人君好用老。用老主亡，后主又用武。吾更为武，武节始就，武主又亡。少主始立，好用少年，吾年又老，是以未尝一遇。

”

这则故事勾勒了时代风尚同个人际遇的错位，诉说了个体在历史背景中的自我选择与被选择的关系。

“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

”

的生存法则，同当下

“

强势话语权

”

所引发的后果类似，即话语权的核心掌握者的个人趣味所形成的利益导向及危害。当下美术界的

“

强势话语

”

就是一个颇具社会学与心理学价值的案例。

有

“

好心人

”

整理了中国历代书画大家详细的身份背景，得出一个貌似合理的结论：

“

不做官就无法成为大

画家

”

。这个过于浅显的结论为大量的

“

官员画家

”

站台立威，符合强势话语所引发的屈从效应，却忽略了促使官员从事绘画的成因及从官与绘画的次序分析。

首先，古代画家同官员的身份普遍重叠，主要集中于

山水画

家群体，如：李思训、董源、郭熙、米芾、赵令穰、赵孟頫、董其昌、王时敏等。这种现象同士人的家国使命息息相关，同时是隐逸文化的直观体现。唐以后，士人的家国观念受到政治现实的逐步冲击，士大夫

“

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

”

（白居易）。其核心价值

“

隐

”

决定了对山水田园的空间寄托。因而，山水画、田园诗是其

“

托物言志

”

的核心，也是构成其精神慰藉的一味

“

调节剂

”

。

其次，传统士人普遍在《四书》《五经》的教育观念下成长，从政与处事之道及对

“

文以载道

”

的使命感构成其从政前的核心价值观。而现实中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的官场生态与他们前期的价值观必然发生严重冲突。以此推论，宋以后的官员普遍存在程度不一的精神分裂综合症。因此，

“

有酒且酌，无酒且止。清茶一杯，好香一炷。闲谈古今，静玩山水

”

（赵孟頫）成为时尚。同类语境下，绘画连同茶、酒、香、禅一并构成传统士人心理综合症的

“

药单

”

。

再次，多数官员型画家多是从政一段时间以后才才开始

*画，说明其前期没有空暇或并不需要借助绘画的“

精神治愈

”

途径来抚慰心理。进入职场的中后期，才不得不

“

弄墨挥毫，宣泄胸中戾气

”

。元代以后，随着官场高压的加剧，官员型画家往往开始

“

不务正业

”

，部分人选择脱身成为一个职业型画家或书家，美术史对他们的身后评论变得大同小异，如

“

解绶挂印，寄情丹青

”

云云。

伊波利特

·丹纳针对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绘画，提出能欣赏和创造第一流绘画的人应该具备“

懂得欣赏

”“

领会愉悦

”“

静观默想

”

。中国同时期的士人阶层，也正是以欣赏、愉悦、静观、默想等准则来实现以图像

(绘画)、文字(诗词)来理疗身心、平抚失落，在交通不便的年代，追求“

卧游

”

的虚拟体验。

时下，官员型画家多属于

50、60后，他们的教育成长和价值观的形成处于国内教育、政治、文化的变革期，其步入职场又恰逢经济建设时期。在今天图像泛滥、娱乐多元、交通便利的背景下是否需要以“

绘画

”

来进行精神或心理治疗值得商榷。需要警惕的是，官员同画家的混搭，是一种强势话语的组合，也是特定时代下的

“

权利经济

”

，这一模式复制到任何领域，均能满堂喝彩、名利双收。那些略谙此道、初涉笔纸者或以官员之名拜师学艺，或以画家之实寻求官运，共同经营其名利江湖。对不明就里的大众及特定市场，美其名曰：自古画家皆官员，以此确保其合法*及

“

历来如此

”

的惯例延续。只是，他们不清楚古代官员的书画是自制的

“

良药

”

，今天或许是明投的

“

毒药

”

，至少是荼毒文化之药吧！

王充隔空安抚老人家

“

仕宦有时，不可求也

”

；借曰：丹青有时，亦不可强求矣。从

“

画而优则仕

”

到

“

仕而优则画

”

的双向滚动式经济路径，宜适可而止，以免年老离休后，遭时人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