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大地震 “24小时前报出5级以上地震”
2020-05-08 04:07:08

    周恩来指示:研究出地震发生的规律来

    1966年可以看作一个节点,那一年中国发生了著名的邢台大地震,8000余人丧生,3.8万余人受伤。有一位老人跟其时的总理周恩来说:“出现这么大的灾害,能不能做到在震前给老百姓打个招呼呢?”

    回望当年,正是那时的领袖激励了许多人的“预报情结”,也让他们从此历尽荣辱悲欢。要“研究出地震发生的规律来”,周恩来对年轻的学者们说。在受鼓舞的人中,包括在主流地震学界被认为是中国地震预报的“一号人物”――梅世蓉。从此,她在该领域研究了四十多年。包括耿庆国,一位自言预测了2008年汶川大地震的颇有争议的人物。还有许绍燮,他如今是中国工程院院士。“总理召集地震系统的人开会,总理说一定要搞出预报,好多人表态,不搞出预报死不瞑目。”许绍燮回忆。

    1966年,正是“文革”开始的日子,也正是从这一年开始,中国进入为期十年的强震活跃期。越来越多的学者无法研究本学科,地震研究却颇有“显学”之态。包括地质学家李四光、气象学家竺可桢,石油系统的权威翁文波等都被抽调来搞地震。历史学家们也不示弱,用找寻历史地震的方式进行研究。

    一些从邢台地震总结出来的观测方法开始应用,比如观察岩石的形变、地电、地磁、水位及水氡等等。高层呼吁要“群测群防”,“专群结合,土洋结合”。群测点大都设在学校,由老师带领一些同学,定时观测,有的还自己研制土仪器,比如土地电、土地磁等等,有的将电极插在大树上,接个电流表,观测电流变化,称其为“植物电”……地震部门的简报文件上,对群众路线的作用大为赞赏,大量宣传“鸡飞狗跳”、“老鼠搬家”可以预报地震。1973年气象学家竺可桢在病榻上看到这类简报,他写了一段话:“仅凭这些,真能预报地震?如果可以,还要科学干什么。这些事传到国外,是要被人传为笑话的。”

    不过,地震预测的科学研究依然在快速前进,随后几年中国发生了多7级以上大地震,激起了政治上更迫切的要求,国家地震局于1971年8月正式成立。大量震前异兆被收集起来,专业的观测研究队伍开展了二十多种检测手段。一个规律被总结出来,即地震前会出现大量小震,而且小震活动遵循“密集――平静――爆发大震”这样的规律。而在1975年 2月4日,辽宁海城7.3级大震,上述规律的巧合性应用,使该次地震得以预报,成就了地震学者的巅峰体验。

    这是目前公认的世界上有科学意义的两次预报之一,另一次在同属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当时的中国学界已是非常乐观,在事后的总结会上出现了诸如“坚冰已经突破”这样的语句。“大家都觉得地震可以预报了,包括李四光等大科学家都很乐观。”许绍燮说。政治领袖也激动起来,提出了“要做到24小时前报出5级以上地震”的要求。

    地震预报学者在各地受到了英雄般的礼遇。1976年2月,梅世蓉等4人也参加了在巴黎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政府间减轻地震灾害国际讨论会”。中国科学家讲述了海城地震预报经验。“我们都成了明星了,”梅说,“有些大会没几个人,但是海城地震的预报,大礼堂鸦雀无声。”

    明星体验终止于一年半之后的唐山大地震,24万人丧生。“大家都傻了眼了。”许绍燮说。

    要说地震学者对唐山大地震全无察觉,却不符合事实。但虽有中长期预测,学者们甚至跟踪数年,但具体何时发生,就无人知晓了。与此前总结的不同,唐山大地震前没有小震,地震学家们震惊地发现海城经验在此毫无用处。但公众对地震局的愤怒已无可避免:不是地震可以预报吗?唐山大地震前为何不打招呼?

    地震学者已然名声受损,于是各路“业余英雄”现身,预报还将有地震的意见如雪片般飞来。有人问梅世蓉怎么办,她说,“如数上报”。

    然而预报意见已经到了“多得不得了”的地步,很多人说北京要发生大地震,其时主持中央工作的华国锋终于按捺不住。1976年8月24日夜晚,梅世蓉和丁国瑜、马宗晋三人被紧急叫到人民大会堂。“他说你们把预报都转到中央来,让我们怎么办?你们要拿意见。”情绪低落的梅回答说,“我们水平也不高。”会议一直开到凌晨3点多,最后华国锋急了,“你们就说个人的意见,不要你们负责。”梅世蓉回忆,她横了横心表态不会发生大震,其他两位也附和,华国锋随后拍板不发警报。所幸地震最终没有发生。

    地震研究的低谷来了,一些人开始离开。梅世蓉的一位下属是重力研究方面的专家,1977年坚决要求回到原单位。“他说你们放掉我吧。”梅说,“我们无可奈何,他何必来端这碗苦饭。”

    1982年,这位专家就评上了中科院院士。而1993年梅世蓉此后在一波三折的院士评选中,最终因被指有唐山大地震“漏报犯”之名而被搁置。

    唐山大地震之后不久,国家地震局从各地调来人手参与研究震情。既然已饱受批评,也便不能再讲什么条件,新来的人在新搭的帐篷里干活。科技人员自然心有悲怆,而公众则多少有些“就该如此”的情绪。这些帐篷作为北京市最后一批抗震棚一直存在到1980年,因为实在影响北京市容,还上了电视。

    唐山大地震让梅世蓉意识到了“科学家们不应该把事情想得太简单”。她在一本书中说,将来如果遇到类似的地震,依然报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