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潇的柜子

法国社会学家鲍德里亚在《消费社会》一书中论述过消费的逻辑：“人们消费的不是商品和服务的使用价值，而是它们的符号象征意义。”

Ivan承认，自己之前的绝大多数消费，都是彻头彻尾的智商税。她在日本读大学时，小姐妹们每天在一起聊的话题，基本上离不开当季新款。

“其实我买的已经不是一个包了，买的是社交货币。”她说。比如那件巴黎世家的机车包，她从来没觉得好看，大红色的皮面显得人像个爆发户，买来之后一次也没背过。

年轻人迫切地需要证明自己。安杨刚刚25岁，是同龄人里最冒尖儿的那一批。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后，他跟过大导演、大编剧，职业生涯的开端十分顺遂。2017年，影视行业正红火，他接下一部网剧，一个月赚了24万。这是他毕业后挣到的第一笔大钱，“觉得自己挺了不起的”，理所当然地要过上公众号里说的精致生活。

他去了一家著名酒店里的健身房，雇了一位私教，一个月私教费三万，直接买两个月。他去高档服装店里挑了几套入眼的西装，让服务员包起来，每套一万多，刷卡结账，“当时都没有心疼的”。

“那种意义就是我证明了我自己，我有点爽感。这有点像我们现在看的爽剧，男主角壁咚一下女主角，观众就爽了。”安杨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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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一份调查报告显示，90后负债率非常高，近三成人以贷还贷——安全感可能是唯一的解释，他们都有为他们生活兜底的家人。但疫情之后，事情露出了本来面目。这通常会让人感到恐惧，然后是巨大的自责，问问Sean就知道了。如果非要用什么词来形容以前的自己，Sean觉得，应该是“愚蠢”。

Sean 24岁，朋友们评价他，是个仗义且好面子的山东人——每次吃饭都抢着结账那种。去年生日，他邀请了二十个朋友吃饭、唱歌、洗脚。大家一起哄，他也有点上头——“我这个人，人一多就挺爱慕虚荣的”。一晚上花去四万多，到最后，“这个卡刷起来感觉不是自己的一样”。

那时他正跟着台湾老板做奶茶店，光景好的时候，月入两万，在苏州算是不错的收入。尽管如此，生日宴之后，他连吃饭的钱也没了，不得不再次向父母伸手要了一万块。

Sean一直觉得，自己是个不喜欢受约束的人，讨厌朝九晚五的生活。毕业之后，他做过网店，卖过奶茶，干过服装代理，跌跌撞撞好几年，赔了十多万。每次都是斗志昂扬开始，灰头土脸结束。当然，试错的成本由家人支付。

“我当时那种心态，说实话，并没有很大的赚钱欲望。”Sean说。更重要的是体验人生，“现在年轻，得多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其他的都不重要。”

他想做服装，立马联系厂家进货；想搞摄影，马上下单摄影器材，“想都不想就直接干”。他不怎么看银行卡余额，有钱就花，天塌了有爸妈撑着。

但过去几个月，他们撑不住了。

Sean的父亲从事装修行业，去年不慎摔折了胳膊，做手术花了不少钱，妈妈做些小本餐饮生意维持家用。疫情开始后，父母的收入被截断，他的摄影工作室也三个月没接到一单。第一次，他因为没钱而感到恐慌。有天晚上吃饭，一家三口围坐在家里的小桌上，母亲突然开口，“得想想办法了。”他抬头看着母亲，“再这样下去，我们家连下个月房贷都还不上。”

那个月的房贷，最终是靠父亲找亲戚朋友借钱还上的。父亲和他一样，要面子，他觉得从那之后，父亲就没有一天开心过，每天抱着酒喝。一天晚上，他坐在父亲面前忏悔，“我这几年我太后悔了，我太自私了，只想着自己怎么样，根本想不到家里人。”

像是酒醉中猛然清醒过来的人，他开始想尽一切办法赚钱，主动找原先的客户约拍，没人回复。他索性去当起兼职外卖骑手，一单七八块钱。挣得不多，累得不行，但好歹赚了些生活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