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扩散，媒体的科学传播对公众获取科学知识、提升科学素养发挥着重要作用。
公众科学素养是公众对当代科学技术的理解与运用能力。目前国际社会常用的测定和比较公众科学素养的基本参照标准是由米勒（Miller）所提出来的“公众理解科学”模式。其中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对科学技术知识的理解；对科学研究的过程、方法和科学成果确认程序的理解；以及对
科学技术的社会影响和社会功能的理解
。新冠疫情期间，媒体塑造真实准确信息环境的重要性日益凸显，而疫情信息的发布则直接影响到公众的科学信息接触以及科学素养的提升。
1.
媒体科普：推进科学知识有效传播
大众媒体作为服务于公共利益的“社会公器”，其公共性决定了公共利益是传媒的价值诉求。本次新冠肺炎疫情作为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媒体运用多种形式进行科普，解读疫情发展趋势，传递有效防疫知识，使科学知识获得大量曝光<2>。
通过整理归纳，目前针对新冠肺炎的媒体报道内容大体可以概括为：疫情通报和防治成果；病理介绍和传播途径；疫情医学研究新动向；日常防治及科普知识；政府及部门应对措施及政策；典型人物或事件塑造；对社会其他方面的影响；组织、专家的预期和评价等多个方面。
其中，除了传统的新闻栏目推广，如央视《新闻1+1》栏目对疾控专家、各省市相关负责人的连线，新华社1月28日开设的抗击疫情《权威访谈》对权威专家的访谈等栏目；还有不少媒体运用可视化的呈现方式，推出一系列简洁明了的数据新闻，如丁香医生最先的推出《新冠肺炎疫情实时动态》分享页，运用数据地图的方式呈现全国疫情发展状况；央视新闻、人民日报等媒体也运用彩虹花瓣图、动态图表等方式呈现全国抗疫情况。在此次抗疫防疫报道中，海报、漫画、短视频、vlog等科普形式也受到了民众的广泛接受和欢迎，回形针团队制作的科普视频《关于新冠肺炎的一切》在全网刷屏，将新冠肺炎的发生、传播、死亡率、传播速度等知识深入浅出地进行介绍，高密度地对新冠肺炎进行了全方位的科普<3>。
疫情期间，许多媒体组织和个人都通过多种形式和途径加入到了科普的行列中，推动了疫情相关的科学知识在全社会范围内的传播。同时，多媒体的传播途径也大大提升了科学知识传播的触及人群，提升了民众对于新冠肺炎相关科学技术知识的理解，有利于公众掌握相关知识技能，进行公共卫生事件的有效防控<4>。
2.舆论领袖：科学共同体话语权提升
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舆论环境是复杂多元的。每一个个体和组织都有发声的权利和欲望<4>，而社交媒体平台作为一种新型的公民发声渠道也赋予每个个体内容生产、信息传播、交流反馈等多项权利，从而导致整体信息环境纷乱复杂、真假难辨，特别是其中谣言的盛行更是使得民众的焦虑和恐慌心理蔓延。而舆论领袖则可以通过对事件进行描述、建立意义并赋予解释框架、从而建构议题、发起行动，因此舆论领袖的作用及其所代表的利益与话语就变得更为重要。
从1月20日钟南山院士等人确认了新型冠状病毒人传人现象，到钟南山院士亲赴武汉指导疫情防控工作，钟南山、李兰娟、张文宏等科学家的言论判断逐渐出现在在各类信息报道中，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他们也逐渐成为疫情信息的权威代名词，成为本次疫情信息发布过程中的重要舆论领袖<5>。
科学家群体成为舆论领袖的过程中伴随着其话语权提升，不仅可以通过其权威和影响力运用科学的分析与解释引导公众积极应对疫情，及时有效抑制谣言的产生和传播，还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公众的焦虑情绪。新冠疫情期间，科学家成为重要的舆论领袖，是一种对信源权威和信息真实性的保障，也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科学家社会地位的提升及其正面形象的塑造，加深了公众对于科学和科学家的认知。
3.社会舆论合力推进“公众理解科学”
1985年，英国皇家学会发表的《公众理解科学报告》首次提出“理解科学”一词，指出：“公众不仅能有效地享受科学的成就，而且要对科学有所了解，对科学方法及其局限性也要有清醒的领会，还要对科学的实用价值和社会影响能够做出正确的判断，特别是提高科学回答社会问题的个人与公共决策力。”<6>
疫情期间，社会公众对疫情真相和发展情况等信息的需求迅速上升，但由于信源的不准确、信息环境不透明以及信息传播过程中熵的影响等因素，疫情期间的谣言始终伴随着真相一同出现在公众视野，影响整个信息系统的稳定发展。处于后真相时代的情绪在风险社会的背景下被进一步放大，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焦虑、恐慌等社会情绪的出现，以及“信息疫情”（infodemic）的爆发。
面对这样的信息环境，提升公众对于科学的理解至关重要。随着新冠疫情的扩散，无论是权威主流媒体所进行的每日信息发布，还是众多医疗领域的专家学者们通过社交媒体等形式参与到医疗卫生和科学信息的普及工作中，都从多角度多层次向公众传递疫情发展的最新消息，满足社会对于疫情信息的需求：各地政府和各方新闻媒体纷纷报道抗疫最新消息，引起受众高频反馈；抗疫一线的医生护士和媒体工作者发布亲身见闻，极大地丰富了网络信息空间，让大众获得疫情最真实直观的现场体验；而隔离在家中的普通民众也通过分享日常感想以及防疫见闻，缓解疫情社会焦虑情绪等。
这在一定程度上发映出社会舆论对于科学知识和科学素养的关注。媒体通过舆论引导和议程设置，不仅推动营造更加透明公开的信息生态环境，而且传递出严谨的科学思维和科学精神，让科学在社会整体语境中的地位和作用有所提升。同时，社会整体舆论环境中对科学家、科学研究和科学精神等的关注也反映出公众加深对于科学技术的社会影响和社会功能的理解，在一定程度上塑造和提升了公众的科学素养和媒介素养，促进科学进步与社会文明发展<7>。
参考文献
<1> Jon D. Miller, the Measurementof Civic Scientific Literacy, in Pubic Understand. Sci, Vol.7,(1998).
<2>邢金龙,李春,冯帅将,刘卫庄.大众媒介的科技传播与公众科学素养
<3>何慧媛: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报道中的新媒体力量,见https://mp.weixin.qq.com/s/D9xK8V4zvlDgwIPGeVT01A
<4>岩松.科学报道疫情体现媒体传播能力提升
<5>黄荣丽:疫情中的科学家形象与舆论领袖塑造,见https://mp.weixin.qq.com/s/Ikm819p-Wt0pCW1paF49HQ
<6>英国皇家学会著,唐英英译.公众理解科学
<7>陶贤都.大众传媒与公众科学素养的培养
作者 |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生 尚雪芬
审阅 | 金兼斌 杨 恒
编辑 |尚雪芬 袁 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