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从一月份到现在，几个月过去了，作为医生，您觉得对这个病了解了多少？

截至20日，湖北的新冠肺炎重症病例下降至19例，均为武汉病例。目前，有20名专家留在武汉继续指导重症救治工作，北京协和医院内科重症医学科主任杜斌就是其中一位。

“通过这些案例大家就可以理解什么叫做近距离的呼吸道飞沫传播和密切接触导致的传播，实际上如果我们避免这样的环境，我们不需要担心自己会被感染。”张周斌也强调，个人防护在目前这个时期依旧要作为重点，个人防护不仅有效预防新冠病毒，还可以防护个人呼吸道疾病。

目前，除了继续指导重症病例的治疗，杜斌他们还要会诊、督导其他疑难病例。这些病人治疗难度很大，尤其是剩下的重症患者，需要多个不同专科老师共同参与，大家都希望这些病人能够有个最好的结果。

“我们在排查梳理后发现的这些病例，基本上也都是通过这样的途径来感染的。”张周斌介绍，第一种是共同生活密切接触，就是和伴侣、父母等一家人生活在一起。

另一方面，疾控中心、妇幼保健院、结核病防治所等主要单位的薪资待遇往往不如医院，即便是医院的公共卫生部门，多数时候只是“打一打疫苗、管一管健康档案、做一做健康宣教”。待遇差，没前途，催生出“重治疗、轻预防”的现实窘境。而这一导向传递到医学院，就容易让公共卫生专业沦为学生们不情不愿的“调剂之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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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传染病，公共卫生专业队伍举足轻重。这一点，从钟南山、李兰娟、张文宏等专家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的领军作用就可见一斑。既然如此重要，为何相关专业不受重视呢？相较而言，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并不常见，预防医学在一些人眼中更像是一种性价比不高的“虚工”。

作为专家组成员，杜斌的责任不只是在一线抢救重症病人，他还要投入精力，与全国各地的同行探索诊疗方案。他说，自己的决定，影响到的是一群人的生死。 这是一种压力，也是他身为专家组成员，最看重的事。

第二种情况则是密闭空间内的密切接触。“最近广州市的一些重点场所，比如绿松石小酒馆，通通商贸城都存在着共同的特点，就是空间较为狭窄，空气流通性非常差。”张周斌表示，小酒馆大概是一个百八十平方米的小店，除了入口的一个门外，里面没有窗户，通风性非常差，但是很多外籍人士频繁地光顾这个小酒馆，和这个小酒馆关联的感染者中，有相当一部分人非常频繁的去这个小酒馆，而且都是在午夜喝酒聊天，一待就是几个小时。“我们发现有些感染者可能连续7、8天都光顾了这个小酒馆。”

张周斌举例道，天河区有一个家庭便是非常典型的家庭聚集性密切接触传播。这个家庭一家十口人，住在广州某一城中村自建房，共7层高，其中1-5层出租用，6-7层是他自己家里的十个人住，其中包括一个外籍感染者，和他的妻子，三个孩子，还有他们的岳父岳母，妻子的弟弟和弟媳、侄子。

张周斌表示，由于其他7个人接触非常频繁，所以这7个人都相互感染了新冠肺炎。“这是典型的由家庭共同生活造成的新冠肺炎病例。“还有一些案例是大家租住在同一个套间，也是这种情况。”

身为重症专家，尽了各种努力却收不到效果，这让杜斌感到很无力。更可怕的，不是某一个病人出现问题，而是有许多病人都出现类似的问题。

新冠肺炎疫情像一场大考，检视出我们国家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建设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有专家认为，医疗服务体系与公共卫生体系的分工协作机制不完善、联通共享环节欠缺，导致本次疫情初期出现“防控-治疗”分离。尤其是SARS之后，很多研究就不搞了。这种断档让此次救治有点束手无策。

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再度显示了健全和完善公共卫生体系、传染病防范体系的极端重要性。近日，有媒体对我国公共卫生队伍建设进行调研，结果发现“一流人才搞临床，二流人才干公卫”是业内普遍现象，许多相关专业学生面临毕业就转行的尴尬。

作为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成员，身处抗疫最前线3个月，杜斌有哪些难忘的救治经历？他对新冠肺炎又有哪些了解呢？

当时处在疫情初期，武汉市医疗资源紧张，因此，杜斌每天要来回奔波在武汉各个收治新冠肺炎重症患者的医院之间。最多的时候，他一天要巡查5家医院的ICU。最长的时候，他曾穿着防护服在ICU待了十个小时。

1月18日，杜斌奔赴武汉，加入了由钟南山院士担任组长的6人高级别专家组。1月20日，专家组向公众发出警示，肯定了新冠肺炎人传人的现象，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阻击战正式打响。

吃一堑，长一智。经此一“疫”，我们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了何谓“宁可备而不用，不可用而不备”。补短板、堵漏洞、强弱项，从哪儿发力？不妨就从队伍建设出发。比如，加大公共卫生经费投入，加快疾控体制改革，遏制住因收入整体性下降而导致的人才流失。比如，提升公共卫生高等教育水平，加强高校与用人单位的联动，合力培养一批既有扎实的理论知识，又具备过硬的实践工作经验的公共卫生防疫人才。

“外籍感染者被发现后，整栋楼都作为密切接触者被隔离。”张周斌介绍，这一家先后发现有7个人感染，只有3个人没感染，其中包括妻子的弟弟、弟媳和侄子。“她们都是吃完饭就回到自己的所属楼层休息，还有一个侄子也是吃完饭后就回房间很少出来，所以与其他人交往接触也相对较少。”

张周斌表示，新冠肺炎的传播途径有两个，一是近距离的呼吸道飞沫传播，二是密切接触接触传播。

近期，杜斌一直保持着和国外同行的交流，向他们分享新冠肺炎重症治疗的经验。例如什么样的治疗是有效的，中国医务工作人员防护级别、防护设备都用到什么程度。另外，在这个疾病中得到的经验教训也是不能回避的。 以后处理类似病人时，这些经验和教训能提供多一些思路。

“如果把疫情看作一头疯牛，早期预防控制流行病是抓牛鼻子，临床治疗是抓牛尾巴。”从短期内看，在公共卫生和预防医学上加大投入，成果似乎看不见、摸不着。但把目光放长远，将种种显性的、隐性成本都纳入“损益表”，就会发现防患未然才是智慧之举。公共卫生建设永远在路上。少一点实用主义，多一点战略思维，我们才能最大可能降低风险，不断夯实幸福康健的基石。

1月21日，杜斌来到金银潭医院的ICU。他清楚地记得，一整个上午，他就负责了一个病人，一直守在病床旁根据病人的临床表现，调整呼吸机指标参数，然而效果却很有限。

杜斌： 充其量是一半，可能还是夸大的乐观的估计。 比如我们都知道这是新型冠状病毒，也知道常见的临床表现是什么，甚至知道早期的插管有助于改善病亡率。但为什么这个病会到今天这样？这中间的因果关系是什么？有哪些措施能够阻断病情的进展？我们仍然回答不了这些问题。

为了提高治愈率，降低病亡率，在一线救治过程中，专家组成员在不断摸索治疗新冠肺炎的有效手段。在他们的努力下，新冠肺炎诊疗方案更新了七版。但是，这种疾病，还有太多的未知留给医务人员和科研工作者去探寻。

即便作为专家组成员，杜斌也有回答不上来别人问题的时候。记者问他，这样会不会觉得脸上挂不住？杜斌说，这是很常见的，不知道就应该说不知道，不知道的时候硬说自己知道，反而挂不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