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数据来看，北京，是四个直辖市中，“最低工资标准”唯一还在往上走的城市。

2019年6月的数据显示，彼时北京执行的标准，尚是始于2018年9月1日起实行的2120元/月；而此番公布的数据中，北京最低工资的“准线”便从2120，提高到了2200元/月。

虽然身位依旧排行第二，但其与上海“月最低工资标准”之间的差距，却缩小到了每月280元。

直辖市外，从各省“第一档”标准适用的月最低工资变动看，河北省内相关地区的月最低工资标准从1650元/月提高到了1900元/月，辽宁从1620元/月提高到1810元/月，福建从1700元/月提高到1800元/月，此外，湖南、广西、青海、贵州也有不同程度的提升。其中，河北“”第一档地区”最低工资标准提升额度最高，足有每月250元之多。

而在长三角“三省一市”，江浙沪皖各档“月最低工资标准”相较此前，则暂无变动——

上海，依旧维持在“2480”；江苏，“2020-1830-1620”；浙江“2010-1800-1660-1500”；安徽“1550-1380-1280-1180”。

也就是说，从去年6月至今，全国每月最低工资标准上涨的地区，主要分布在华北、华南、西南，以及西北、东北、华中和华东的部分地区。

而在中国经济体量最靠前的广东、江苏、山东、浙江，以及人均GDP除港澳台外最高的上海市，最低工资标准则依旧维持在此前位置上，并无“起伏”。

这不仅仅是项“民生工程”

不论“月最低工资”，还是“小时最低工资”，变与不变，对一个省份、一座城市的社会经济运行而言，都有深远影响，而非仅仅是项“民生指标”。

从某种程度上看，“最低工资标准”，无疑就是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晴雨表”——

虽然无法像GDP等核心指标一样直观反映经济运行变化，却无时无刻不在诉说地区人力资源成本的“含金量”。

而这个时代，何处不看重“人才竞争”的话题呢？

所以可以说，“最低工资标准”不仅仅反映了劳动者收入的高低，是一个民生“兜底”工程，其实质上，更是一个地方经济发展与人才聚集效应的展现。

也正因此，各地区对于最低工资标准的划定慎之又慎，既要考虑本省经济发展的实际以及企业的承受能力，又需照顾地区经济对人才和劳动力的吸引强度，以防人才资源因最低工资标准太低而出现外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