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随机采访了几位分布在全市各区的居民，均称还未收到社区或物业要求垃圾分类的通知。其中三成居民因疫情原因隔离在家，“生活垃圾只能塞成一大包给物业，都出不去还怎么分类？”一位居民说。

自5月1日起，全市将集中开展为期3个月的生活垃圾分类强化执法专项行动。其中，将重点检查社会单位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开展情况；对于居民未落实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的违法行为，重在引导，同时进行教育劝阻、书面警告或执法处罚。

按照《条例》，北京市将生活垃圾分为厨余垃圾、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其他垃圾四大类。住宅小区和自然村应在公共区域成组设置厨余垃圾、其他垃圾两类垃圾桶，并至少在一处生活垃圾投放点设置可回收物、有害垃圾桶。

环保组织“零废弃村落”发起人陈立雯告诉《中国慈善家》，默认居民都知道怎么分类是不现实的，必须要经历一个月左右强度化、有专人在垃圾桶旁指导的环节。“如果没有面对面交流，垃圾分类是不可能做成的。”她担心，这些必要条件会与疫情防控相冲突。

在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刘建国看来，垃圾分类推行的时间点赶上了疫情的特殊时期。很现实的问题是，很难大规模组织垃圾分类知识的宣传教育活动，把大家的关注点从疫情转移到垃圾分类问题上。“受到疫情的冲击和影响是显然的。”因此，所有的问题都要放在疫情防控的背景下去考虑，灵活应对、调整预期。

“仅靠政府购买服务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过去十余年，北京曾多次鼓励居民从源头实行垃圾分类，但收效均并不明显。

2010年至今，政府以购买第三方服务的方式在部分小区实行垃圾分类试点。眼下各小区疫情防控措施不一，业内人士担心此轮推广也难以全面铺开，最终仍只有部分试点小区执行垃圾分类。

家住昌平区雨花汀小区的刘女士告诉《中国慈善家》，去年开始社区和第三方垃圾处理公司都上门做过垃圾分类宣传。居民则只需要分好干湿垃圾，在App上预约工作人员上门收取即可，App也会根据居民分类情况给予环保金作为奖励。不使用上门取服务的居民，可将垃圾直接丢弃在小区的黑色垃圾桶内，再由垃圾处理公司做二次分拣。

疫情期间，工作人员不能上门，小区里设置了临时垃圾处理点。线上的工作都转至线下，刘女士称，有时六七个居民提着垃圾排队登记积攒App上的环保金，但是排队有疫情传播风险，大多数人选择直接将垃圾扔在黑色垃圾桶或收集点。

在长期从事垃圾分类处理工作的陈立雯看来，即使没有疫情的影响，目前政府购买分类处理服务的形式也不可持续，因为这种方式大多是在垃圾分类前端投放人力。她认为，最重要的是居民从源头养成垃圾分类习惯。

自然之友垃圾减量项目主任孙敬华在调研中发现，北京近十年来的垃圾分类试点小区，普遍的垃圾分类工作还是由二次分拣员来完成，大部分厨余垃圾并不是由居民分出来的。“让少数人为多数人服务的模式不可持续，也没有达到垃圾分类真正意义。”

在包括陈立雯、孙敬华在内的多位行业人士都认为，上海在垃圾分类上的“全面铺开”也同样适用于北京。孙敬华社区走访发现，区别于上海的统一行动模式，北京的一些街道、社区想要研发适合本地特色的新模式，的确出现了一些创新案例。但在当前形势下，后端垃圾分类、收运流程的全覆盖、监督宣导的执行人力等或许是最大的挑战。

“把疫情防控优势转化为垃圾分类优势”

2019年7月1日，上海正式施行垃圾分类。此前数月，民间就出现了紧张信号。电商平台苏宁的数据显示，6月18日厨余垃圾处理器1小时内销量同比激增1433%；京东平台上，半小时内同类产品的销售额达到前一年的3.5倍，上海用户买走了全国12%的厨余垃圾处理器。

北京市城管委也于2019年12月制定印发了“一大四小”配套政策——《北京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行动方案》和4个实施办法，包括11大类、60多项具体任务，列出了5月之前的时间表、路线图和任务书。

但在疫情之下，北京的垃圾分类可谓生不逢时，至今波澜不惊。

一位不愿具名、长期从事垃圾减量工作的业内人士对《中国慈善家》表示，几天前他曾就“五一”以后垃圾分类执行情况询问自己所在小区的居委会，得到的回复是目前上级未给具体通知。居委会同时表示，即使开始垃圾分类了，他们也只是个帮忙的角色，不是主导者。

“现在的局面是不是完全由疫情造成的得打个问号了，或许北京还没有准备好。”这位人士表示，社区人手有限，在准备不充分的情况下，短时间里社区里的人手很难兼顾防疫与垃圾分类。如果先从部分社区先开始，则对推进全市居民的垃圾分类意识效果不大。

新版《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对于垃圾分类具体负责人的要求是，“实行物业管理的，由物业管理单位负责；单位自管的，由自管的单位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