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原发2018年7月26日《辽宁日报》，有增改。《东方头条》《东北新闻网》《人民网》《北国网》《百家号》《雅昌新闻网》等转载
围棋起源于中国古代，是琴棋书画四艺之一，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常常通过下围棋来修身养性。在中国历史上，围棋一直被认为是中原地区崇尚农耕文明的汉民族的独创，但是自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在辽代墓葬中相继出土了大量有关围棋方面的珍贵文物，从而证明一向骁勇善战的契丹人，不仅建立了中国辽代，他们在围棋上也颇有建树。围棋在辽代，上至皇族王公、达官贵宦，下至平民百姓，围棋可谓家喻户晓，如果与同时代围棋技艺高超的大宋一决雌雄，究竟鹿死谁手，尚难逆料。
张家口出土的围棋壁画《三老者对弈图》，反映了辽代围棋活动的普及情况（图片由冯永谦提供）
出土壁画、绢画证明辽代围棋的文化氛围浓厚
了解中国围棋史的人都知道，中国北宋时期是中国古代围棋继三国、南北朝和唐代之后的第四个发展高潮，不仅出现了许多以刘仲甫、李逸民等棋待诏为代表的围棋高手，还出现了《棋经十三篇》和《忘忧清乐集》等有关围棋的旷世巨著。于是很多人就会认为在马背上建立了辽王朝的契丹人虽然打仗厉害，统治了中国北方地区，但经济和文化方面相对北宋来说都要落后一些，围棋的发展就更无法同中原相比，所以即便有人懂围棋，又怎能同北宋相比呢？对此，著名考古学家冯永谦说，这种观点是大错特错的。其实，契丹人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自觉地接受各种先进的中原文化，其中自然也包括围棋在内。所以在围棋的普及与发展上，辽代毫不逊色。他例举了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在辽代墓葬中出土的大量有关围棋方面的珍贵文物，从而证明辽代曾是中国历史上围棋最为兴盛的时代，甚至与当时围棋发达的大宋王朝不相上下。
沈阳法库叶茂台辽墓出土的绢本画《山弈候约图》（又名《深山会棋图》）（图片由冯永谦提供）
冯永谦首先介绍了1974年5月他参与发掘的法库叶茂台圣迹山辽代北府宰相萧义及其家族墓葬群7号墓，在挖掘过程中，他发现了一幅以围棋为题材的绢画，题为《山弈候约图》（又名《深山会棋图》）。该画长106.5，宽54厘米。画面上山峰陡起，云烟升腾，山中二人对弈而坐，旁有一书童持物相侍。山下溪水潺潺，溪畔有一高士缘山路策杖而行，后随二童子，一背酒葫芦，一背琴囊。三人似乎是要进山赶赴棋约。山上山下，两组人物相互呼应，因此题为“候约图”或“会棋图”，反映了当时辽代百姓对围棋的热爱。冯永谦介绍说，此绢画虽无作者名款及印记，但出土于辽代早期墓葬，应为辽早期作品，但明显有中原画风之影响，此画现藏辽宁省博物馆。
《围棋仕女图》绢画，1972年出土于吐鲁番阿斯塔那
冯永谦接着介绍说，在辽墓壁画中还发现了与围棋有关的题材。2001年8月，考古人员在辽宁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关山辽墓群对1号辽墓实施抢救性发掘时，在墓门右侧的甬道上发现一副高约3.5米、宽3米的围棋壁画《对弈图》。这是一座契丹后族墓葬，是曾任左金吾卫上将军的萧德温的墓葬。此图位于墓门右侧甬道，高3.5米、宽3米。画面上一颗高大的松树枝繁叶茂，松树下芳草如茵，两个契丹装束的男子隔棋盘席地而坐，旁立一人倒背双手俯首屈身作观棋状。棋盘上以写意手法粗略地勾勒几条纵横线，无法看出是几路棋盘。该墓墓主人是萧德温（1030―1075），出身契丹后族，曾任左金吾卫上将军，死后追封为赵王。该壁画出土时色泽鲜艳，因尚未掌握切割保存技术，只由考古人员按原尺寸做了临摹，其摹本现存于辽宁省考古研究所。
南宋叶隆礼《契丹国志》载“辽人...夏月以布易毡帐，藉草围棋双陆”，这是契丹人自觉接受包括围棋在内的汉族先进文明的最早记载）
另一处有围棋壁画的辽代墓葬发现于1993年3月，在河北省张家口市宣化区下八里村7号辽墓的甬道木门门额上发现一副围棋壁画，名曰《三老者对弈图》。画面中间一人身穿宽大袍服，戴着幞头；左侧为束髻老者，右侧为僧人模样。三人中间是棋盘，盘上的线条采用写意手法，故看上去棋盘道数模糊不清。此壁画色泽鲜艳，线条流畅，采用了勾勒、敷色、平涂等画法，技艺精湛，人物生动。该墓是辽国归化州清河郡张文藻夫妻合葬墓，以绘画形式表现围棋活动，表明辽代围棋的文化氛围已经相当浓厚。
据南宋叶隆礼《契丹国志》里记载：“辽人...夏月以布易毡帐，藉草围棋，双陆或深涧洗鹰。”冯永谦介绍说：“这是契丹人自觉接受包括围棋在内的汉族先进文明的最早记载。‘藉草围棋’就是说契丹人或是坐在草垫上下围棋，或是在草原上随处将野草划拉倒后，就开始席地而弈。如此可见辽国的围棋之盛，围棋子之多。所以经过1100多年后，今天我们还能在辽墓的壁画和绢画作品中见到契丹人席地而坐弈棋的画面。”
契丹人已经使用19
路棋盘
据冯永谦介绍，相比围棋绘画，辽墓中还出土许多玛瑙的围棋子。而且这些玛瑙的围棋子表明，契丹人已经跟宋朝一样使用的是19路棋盘。
在赤峰阿鲁科尔沁旗辽墓出土的用上等楠木制成的辽代银丝网格19路围棋盘和人面陶瓷棋子
1968年，朝阳市纺织厂院内施工时发现一座辽墓，墓主人为辽代人常遵化。墓中出土装在陶罐内的玛瑙围棋一副，黑白子各186粒，系采用灰白色玛瑙和黑色料石磨制而成，这些棋子直径1.6、厚0.8厘米，两面微凸，在磨制加工基础上采用了抛光技术处理，虽然年代久远，但这副围棋保存非常完好，棋子表面光滑明洁，子粒均匀，色彩鲜明，在目前国内发现的古代围棋中，品相之好令人惊叹，可谓是表现辽代社会生活的精品。
冯永谦指出，此套玛瑙围棋子说明契丹人当时用的是19路棋盘，否则不能有372枚棋子，同时表明这套棋子应是墓主人生前常用之物。如今这套棋子珍藏于朝阳市博物馆。
朝阳常遵化出土的辽代玛瑙围棋子
冯永谦介绍说，与朝阳这套棋子大同小异，离朝阳不远的阜新也曾出土过一套玛瑙围棋子，共360枚，说明墓主人生前也是使用的19路棋盘。1993年9月，辽宁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知足山乡罗匠沟村农民秦某、马某发现山洪冲出的一座辽墓，遂私自盗掘。墓中除其他文物外，有一副保存完整的玛瑙围棋，黑子白子各180枚分别盛于腐烂的陶盒内。县文物部门和公安局闻讯后曾认真追查，可惜只收缴了5枚棋子，余皆被盗墓者盗卖失落。
冯永谦说，从朝阳市、阜新市分别出土的372枚和360枚玛瑙围棋子来看，辽国统治地区已经普遍通用19路棋局。就是说，辽代围棋制式和北宋统治的中原地区是一样的。同时可以看出，辽代围棋爱好者相当重视围棋文化，具有较高的围棋品味。使用和收藏玛瑙围棋，说明他们对棋具的精美已经十分考究。
辽代围棋已经相当普及
在辽墓中，除了玛瑙围棋子之外，还发现有用普通石子打磨的围棋子。
1975年6月，在法库叶茂台10号辽墓中就出土黑白围棋子20多枚，棋子均由普通料石打磨而成，双面微凸，规格较小而且加工粗糙。该墓因早期被盗，故出土的围棋子已残缺不全。此20余枚围棋子现藏辽宁省铁岭市博物馆。
1993年9月，内蒙古自治区奈曼旗白音昌营子辽墓中出土30余枚围棋子。黑子白子均由普通料石打磨而成，双面微凸。此辽墓因早期被盗，故仅发现残存的30余枚棋子。现藏奈曼旗王府博物馆。
出土辽代石竹花纹白石围棋子
1977年4月，原辽宁省昭乌达盟敖汉旗丰收公社白塔子大队（今内蒙古自治区敖汉旗南塔子乡白塔子村）的辽大康七年墓中，出土一副棋具，并显示为对弈之状态。该墓在摆放祭祀品的石头供桌下，放着一个高10厘米、边长40厘米的方形石桌，形状类似今天的棋墩。桌上涂有白漆，上面刻画了一副长宽各30厘米的13路棋盘，并布有石质黑子71枚、白子73枚，另有8枚黑子、3枚白子置于旁边。从棋具和棋子的摆放情形看，这应当是属于陪葬墓主人的明器一类。现藏赤峰市博物馆。
冯永谦指出，石质的围棋子的发现证明，围棋不仅是契丹上层社会里达官贵人的娱乐活动，同时围棋在辽代普通人中已经相当普及。
宋 莫高窟第454窟 东壁门上维摩诘经变对弈图壁画
辽代围棋已经发展到契丹人统治的绝大多数地区
冯永谦介绍说，相比玛瑙和普通石料围棋子，在辽墓中出土的陶瓷围棋则比较少，只是1954年在辽宁省锦西县（今葫芦岛市）西孤山的辽东京（今辽阳市）留守萧孝忠墓中出土了76枚，黑、白子均用陶土烧制而成，呈圆饼形，上有模印花纹。该墓墓主人萧孝忠，生活在辽圣宗、辽道宗时期，曾任东京留守。身为国舅的萧孝忠，后来娶了自己的亲外甥女、辽圣宗之女越国公主为妻。而这位越国公主是辽史中有文字记载的最美貌的公主。萧孝忠葬于辽大安五年（1089年），据载，这位既是国舅又是驸马的契丹贵族一生痴迷于围棋，甚至死后都要把自己一生最钟爱的围棋带进墓葬。遗憾的是此墓早年被盗过，围棋子仅残存了76枚，现藏于锦州博物馆。
辽代石竹花纹围棋子 沈阳地区采集
“存世辽代围棋子最多的还是陶瓷制成品，主要存在于窑址中和田野里。”冯永谦指出，来自窑址的主要是“五京七窑”，其中辽阳楣偻鸵ぞ佣啵是窑址附近的村民随手拾取攒到一起，最初不知是什么东西，以为是儿童玩物，后经辽瓷研究学者和收藏界中人提示，方知是围棋子。这些棋子大多为素陶，个别有印花纹饰或半釉、点釉等。
来自田野中的陶瓷围棋子主要是一些古玩商人早年收自乡间，农民种地或是挖渠得到零散棋子，转手给古玩商人，日积月累，由少成多。
辽代陶瓷素胎围棋子 楣偻凸乓ぶ凡杉
冯永谦指出，不管是辽墓中还是窑址田野里，从西起河北省的张家口，到内蒙古自治区的敖汉旗、奈曼旗，再到辽宁省的朝阳、阜新和沈阳地区，在这样广大的空间里不断发现大量围棋子的现象，说明辽代围棋已经普及到契丹人统治的绝大多数地区。
民族融合促进辽代围棋发展
冯永谦指出，十世纪初，我国北方契丹族建立了政权，即大辽王朝。契丹民族积极吸取中原文化，随着大量中原汉族儒士涌入辽地，围棋这种发源于中原汉文明的益智游戏，也逐渐在契丹人统治的地区传播开来，成为一项上至宫廷官府，下至市井民间雅俗共赏的娱乐项目，深受契丹人喜爱。在围棋的普及与发展上契丹与北宋相比毫不逊色。《辽史》说，契丹人的主要娱乐活动有射柳、双陆（掷骰子博戏）、马球、叶格戏(玩纸牌）、围棋。而围棋和双陆棋是契丹人最喜欢的游戏。连辽代皇帝捺钵出行时也常常“籍草围棋”，贵族臣僚亦以此为乐。
辽代古墓发现的玛瑙双陆棋
冯永谦说，在辽代200多年的历史中，围棋可谓家喻户晓。在辽代早些时候，辽代的上层社会、包括文人墨客就开始下围棋。耶律阿保机的大儿子耶律倍就是一个饱学的儒士，非常仰慕中原的文化，在辽代围棋是人的品味的象征，因此死后经常会将围棋陪葬的墓中。
由于辽宋之间的战事频繁，辽宋人民饱尝战争之苦，都期盼着和平，于是辽代的萧太后和北宋的宋真宗从双方各自的实际情况出发，为大局考虑，签订了《澶渊之盟》，使得双方的人民享受了百余年的和平。在中国北宋时期，出现了围棋的棋会，也就是公开的围棋比赛，于是辽宋之间也会定期举行围棋棋会，通过对弈来较量用兵之道，推动了双方的修好。
海昏侯墓内棋盘令人称奇
围棋界公认的中国历史十大围棋美女高手，第二位就是辽代的妙观。妙观是历史上的第一位美女围棋教师。中国明代著名文学家凌蒙初所著的《二刻拍案惊奇》里介绍妙观：“辽国围棋第一称国手乃是一个女子，名为妙观，有亲王保举，受过朝廷册封为女棋童，设个棋肆，教授门徒……”可见辽代妇女的围棋水平已经达到一个很高的境界。后来这位围棋美女嫁给了北宋的围棋天才小子周国能，妙观的故事为辽代围棋并不逊色于中原的发展状况提供了有力的证据。而且体现出辽代围棋已经相当浓厚的文化氛围以及契丹人对围棋文化的重视。之后经过辽金两袋的民族融合，大多契丹人与当时华北地区其他的主要民族一样已经融入汉族。
古代仕女弈棋图
出土的围棋文物为我们再现了契丹人曾经辉煌的弈坛春秋，也毫无疑问地证明了围棋在中国辽代较高的普及程度和发展水平。冯永谦说：“中国辽代的中后期，契丹人的文化习俗与中原越来越近，擅长弯弓走马、狩猎游乐的契丹人在围棋上的实力与发展也放映了当时民族大融合的趋势。这些发现，在我国围棋发展史链条中填补了重要环节，令人兴奋。”
五代《重屏会棋图》
冯永谦指出，辽代围棋的发展贯穿了从立国到亡国的全过程。从出土围棋文物的辽墓年代和墓主人的生活年代看，既有辽代早期的，也有中期、晚期的。这表明辽代围棋普及和发展的时间跨度很大，且具有持续性、绵延性的特点。
同时，围棋在辽代，受到社会各民族、各阶层人士的喜爱。从出土围棋文物的辽墓墓主人的身份看，既有契丹人，又有汉族人：既有高官显贵，又有下层官吏和庶民。这就表明，辽代围棋在社会各阶层、各民族中都达到了很高的普及程度。
宋辽仕女弈棋砖雕
严格的书禁致致使辽代围棋记载空白
既然如此多出土文物证明围棋在辽代，已经受到社会各民族、各阶层人士的喜爱，那么，在契丹人统治北半部中国的200多年间，理应产生一些著名围棋高手和有影响的围棋著作，这才是合乎规律的发展结果，但是在史料中为何却只有片言只语的有关辽代围棋的记载呢？冯永谦对此解释说，这是因为在辽代实行严格的书禁政策，辽代统治阶级不允许任何书籍传入中原，擅自向汉人传递契丹文字书籍者将被问斩。这在沈括《梦溪笔谈》里就有“契丹书禁甚严，传入中国者法皆死”的记载。在这种情况下，关于契丹围棋的书籍在与其同时代的北宋没有传播，更谈不上保存。
契丹博物馆藏辽代萤石砗磲围棋（棋盘已失，棋子保存较好）
同时，金灭辽时，长期遭受契丹人残酷压迫的女真人实施了毁灭性报复，对契丹人实行“三光政策”，辽代的典籍、档案、文字资料等悉数被毁，于是辽代围棋的文字记载几乎一片空白。
“我们今天仍然能看到这些围棋文物实属不易，值得庆幸。”冯永谦说：“这些文物都是在历经浩劫之后硕果仅存的。最大的浩劫是女真人灭辽时实施了残忍的民族报复，挖坟掘墓就是报复手段之一。所以辽代墓葬得以完整保存下来的寥若晨星。更不要说在金灭辽之后，世世代代那些盗墓贼的光顾。对比同时期的北宋，迄今为止仅仅出土过两件围棋文物：一是2009年5月，在安徽合肥北宋墓中，出土用高岭土制作的280多枚瓷围棋子；二是2009年3月3日，在位于四川省成都市市区中心的人民广场二期工地发现一口宋代古井，井里出土北宋时代的白色围棋子35枚。相比于辽代围棋的出土文物来说少之又少。”
契丹博物馆藏辽代黑白玛瑙围棋子（棋盘已失，棋子保存较好）
因此，契丹王朝消失之后，关于它的一切也随着历史的远去被尘存起来。如今，只有这些埋入地下近千年的围棋文物，成了唯一的见证者和诉说者，向我们默默述说着契丹擅长围棋的历史。
豆荚小筑往期要目